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探讨佛教教育，这个问题呢，其实很早就受到了重视，早在1986年、1992年曾经召开过佛教教育工作会议，这是由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两年前，我们在苏州又举行了佛教教育研讨会。时隔不久，今天我们的越南朋友、大德长老，不远万里到苏州来，全国各地著名的专家学者也在百忙中赶到苏州来，还有我们的法师，虽然法务很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为佛教教育出谋划策，今天这么多教界、学界以及国际友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对佛教教育进行研讨，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从教界到学界、从国内到国外，都把佛教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即佛教教育相当重要的，这是佛教教育能否办好的最重要的动力，也是原始动力。通过将近十八年对佛教教育的探讨，直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最后的定论，但毫无疑问，这对佛学院的创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如何办好僧教育，众说纷纭，有些观点甚至相互冲突，比如说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社会模式的教育与佛教传统教育、新与旧、信仰与学术研究、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之间的关系……观点多了，有时真让具体办佛学院的人有点无所适从。但我个人认为，所有这些问题能提出来讨论，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至少说明我们大家开始思虑、关注、重视佛教教育，才会出现以上对办僧教育不同的模式和指导思想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有了不同的意见是件好事，因为通过讨论，终归会找到最佳的办僧教育的答案。

　　办好僧教育的前提是必须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办僧教育？办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标准来检验我们办僧教育是成功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僧教育？一句话，办佛教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什么？由于时间关系，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把佛教教育当作了静止的形态，而佛教教育本身应该是动态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形式，应是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它应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有不同的内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回顾一下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与表现形式。

　　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证悟之心法，超越名相思惟，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佛陀在《金刚经》中就明确告诉我们，“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为非善取。”正因为如此，佛陀深知他所觉悟之无上甚深微妙法，很难令愚痴、贪爱嗜欲的众生起信修行，因此佛陀悟道后，意欲默然，不为世间说法，在梵天、帝释的再三请求下，决定为苦难众生说法。施设教化，却又非名相不可。佛陀根据众生的根性，开始用语言这一工具，权巧方便，“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一生说法四十五年，讲经三百余会，收录在藏经中的就有万余卷经律论典籍。然而佛所说法正如《圆觉经》所说：“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金刚经》喻之为筏，以之引导芸芸众生领悟佛陀所悟证之方便，佛教称之为“法门”，经中常说有“八万四千法门”。因此佛陀时代僧教育应以四圣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三法印等无量法门为其内容，以对机说法来对治众生不同的烦恼为其形式，其目的是让苦难众生认知人生的苦难以及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佛陀创教的本意是为了解除众生的生病死苦，令众生解脱而已。这就决定了早期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比较偏重对人生现象的分析，重视对人的解脱的实际追求而不重视对抽象哲学的研究。

　　但这种重视人生问题和人的解脱的基本精神到部派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时虽有进一步的发展，却更多地是从思辨哲理方面被抽象地加以发挥了。从部派佛教开始，就对宇宙万法的实有假有、心性的染净、三世是否实有、佛陀的三身、业力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并形成了许多精细的理论，佛教发展起了极为繁琐的名相系统，进而沉迷于知识、理论、思想体系的学习研究，使得学习经教演变成对佛教名相繁琐的诠释，并以此为终极目标。由以上分析可知，部派佛教时期，僧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学习某种思想体系、诠释繁琐的佛教名相为核心，以建立、完善各宗派的学说为目的，因而导致部派佛教的衰颓，佛教的生存受到以婆罗门教为首各教派的严峻挑战。

　　龙树菩萨应运而生，他在广学四吠陀、天文、地理、图纬秘藏，及诸道术以及三藏经教各种宗派佛教的理论后，针对当时的时弊，倡导大乘般若性空中道学说，回归佛陀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说，大乘佛教兴起之时，佛教教育是以般若性空的理论来破除部派佛教诠释繁琐名相的经院学风为其内容，以回归佛陀之本怀——以人为本的教化为其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树之大乘般若性空学说是佛教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回归。请注意，我所讲的是重新回归——而不是革新，是回归——重新回归到当初的五蕴皆空这种原始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给了佛教第二次生命，这样呢，佛教才得以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我个人这么认为，若没有龙树，佛教能否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还很难说。

　　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中观学派、瑜伽行派等各种学派，为了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性和依持自心自性解脱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过多发挥和名言概念的过于繁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有可能导致佛陀创教的根本精神的隐没或丧失。当人们过分专致于理论的探讨和论证时，往往会忘了如何去实际地追求，而佛教的解脱在本质上却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自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以来，就有译经相伴随。早期来华传教者，也大都有其所宗之经典与所据之理论。到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经论的不断译出，中国僧人开始倾心于对佛理的探究，经论的讲习之风大盛。由于为数众多的佛教经典并不形成于一时一处，且因教化对象的不同而义理互有出入，再加弘传经论的僧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有专精的经论，因而就逐渐形成了以弘传某部经论为主的不同学派。在义理纷争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判释佛说经教的“判教”。南北朝就有不同的判教学说，所谓“南三北七”，即指南朝有三种，北朝有七种。这一时期，虽有佛教学派林立，但并无佛教宗派出现。直到隋唐时期，国家大一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都可谓空前。中国佛教经过五、六百年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也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阶段。佛教各家各派得到了进一步融合发展的机会和条件，顺应着思想文化大一统的趋势，一些学者在统一南北学风的基础之上，通过“判教”而相继形成了许多各具独特教义、教规和修持方法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最著名的有八大宗派。八大宗派的建立，是大德们对某一经或论学有所宗的结果，是祖师们接引初学之人的方便，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后来各宗派的继承人鼓吹各自的宗派优越于其它宗派的理论，并执着为最高佛法，因而把大量的精力用于分宗判教（例如，天台宗的五时八教，三论宗的二藏三轮，华严宗的五教十宗，等等），作注写疏，分析法相之名目与数量，并详细规定修行因果阶位之组织与文字章句之解释。把一个完整的佛法节节肢解成各种固定不变的理论，各执一端，津津乐道。致使佛教再一次沦为经师之学、名相训义之学、理论之学，形式极为繁琐。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隋唐时期僧教育的内容是学习八大宗派的理论学说，目的是弘扬光大各自教派，而不是以解脱为目的，这也远离了当初佛教创教之本怀——以经教为方便，以解脱为目的。

　　在这种环境之下，惠能应运而生，对治义学之弘盛而复繁，随顺时代的需要，而对佛教进行革新，高倡“不立文字”，反对繁琐哲学及名相研究，把当时以义学为主流的佛教改造成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这种意义上讲，不立文字是惠能以后的宗禅教育主要形式。惠能之“不立文字”，并非完全主张不要文字，而是教导弟子们在学习经教时不执着、拘泥于文字，不受语言文字的拘束，努力去把握语言文字后面所隐含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惠能高举“不立文字”的旗帜，从如下三方面对隋唐以来佛教的弊端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1）在修持上反对公式化的修行模式，寄坐禅于行走坐卧等日常生活之中；（2）反对形式化的受戒仪规，主张“无相戒”；（3）在教义上反对经院化的繁琐义理、名相、分科判教的研究，宣扬关注现实人生的佛法。正因为如此，惠能的全部禅学都是围绕着人的解脱问题而展开的，它一般并不涉及宇宙生成或构成等问题。惠能在禅学思想上的革新——反对经院化的繁琐名相的研究，注重对人生现实社会之关怀，从教义上回归了佛陀当初设教之本怀。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世界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惠能终于成了继龙树以来成功地回归到佛陀创教本怀上的第二人。从此之后，僧教育主要沿着两条轨迹发展：　其一是禅宗教育模式，它的教育方式以禅堂坐禅为主、以在日常生活中（即行走坐卧、担水劈柴）念念不忘正念为辅，其目的是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其二是各经论式的宗派教育。　这两种模式的教育一直是宋元明清教育的主要模式。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丛林教育与学院教育成了主流，直到今天，对这种模式的教育优劣一直争执不下。 

　　刚过去的三十年呢，我个人认为，整个社会型态的发展，超过了过去五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总和。换句话说，过去佛教形态的发展可以重复，那是因为农业社会，大家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这过去的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形态。而我们今天整个佛教现状如同一个池塘，有几千年的沉淀，人们不去捅它时看起来很平静清洁，但一旦从不同的方位捅了这个池塘，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沉淀会泛上来，而我们今天的佛教的现状是，不同的人，正从不同的方位捅这个池塘。譬如有人从池塘南面捅一下，唐代哪个高僧的专著浮出水面，今人偶尔看到了，读后津津乐道，执为永恒真理，然后拿来吓唬人；有人从池塘的北面捅了一下，宋代某位祖师的语录泛上来了，读后大加赞赏，执为常住真谛，这是某某祖师讲的，你敢说什么？还有人从池塘的东边捅了一下，明或清代某大德的心得现出水面……如此，今天的佛教现状是，不少人不完全是以佛陀的教诲为依据，来宣讲佛法，而是花很大的精力来宣讲宗派式的佛教、祖师式的佛教，然后各执一端，自以为是，因而显得有点乱。其实古往今来，祖师大德们的心得体会、语录以及提倡的修持方式，都是依据佛陀的教诲，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殊的众生根机，而形成不同风格的说教方式，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形成不同的佛法表达形式，逐渐成为佛教的优良传统，理应继承，但如果有人因此而执着某种佛法的表现形式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佛法，亘古不变，对一切众生都适用，这就完全违背了佛陀契理契机、权巧方便、对机说法的原则。 

　　因此，为了使佛教与时俱进，赋予古老的佛教新的生命，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池塘进行彻底的清理。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艰辛而又有意义的工作，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就需要我们教界和学界共同努力来完成这项划时代的工程。换句话说，所谓清理池塘的过程，去除池塘内千年的沉淀下来的糟粕，继承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佛教优良传统，突破宗派佛教、祖师佛教或大德佛教的束缚，针对当今社会或现代人的实际需求，回归到释迦牟尼当初以人为本的本怀上去，这就是佛教的第三次回归。 

　　而能否顺利地实现第三次回归的关键是僧教育，因为今天有什么样的僧教育，明天就有什么形态的佛教。换而言之，今天的佛教教育决定了明天的佛教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佛教教育好不好，决定了明天的佛教有没有生命力，能否起化世引俗的作用。因此说佛教教育的力量不可低估。基于这种共识，我们在坐的大家才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到苏州、上海、北京讨论佛教教育的出路问题。　我们讨论佛教教育讨论了十几年，为什么讨论不出一个结论呢？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老是停留在过去的办学模式上，而不找出适应当代办学的新路子、新思维，根据当今社会的需求，以新的方式阐发佛教的教理、教义，那么我们的佛教教育，还会在旧的教育模式上重复。换句话说，今天僧教育的出路是应找出适合当今信息时代的新型的教育模式，其教学内容的选择也应立足于社会的需求。因为时间关系，针对僧教育的出路问题，我只想讲两点。 

　　第一个是学以致用方显志。我曾经对解放前、文革前、文革后三个时候的课程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这三个时期所设的课程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而且佛学课基本上局限于对某经某论的学习。换句话说，不管我们如何标榜我们现代的僧教育是学院式的教学，而我个人总认为，其实大多数佛学院的教学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私塾式的教学模式。反观最具传统的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他们大学开设什么课呢？他们开设的课程有：佛教的社会哲学、心理学、佛教文化等。新成立的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开设的课程有：人生与佛教、品尝禅味、禅在心理辅导临床上的应用、佛教心理学等。所有这些课程与现代社会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回答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换句话说，要解决僧教育的出路，我们就应有超前意识，预测整个社会十年、二十年以后的发展，在制定教学大纲、写教材时，应反映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出答案，那我们就有了存在的价值。譬如说，根据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问题不少，那么佛教对财富怎么看，如何保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心态的平衡，这方面的内容应反映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中；再比如说，当今人们的压力都很大，佛教对调整健康的心态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现在恐怖分子猖獗，战争阴云不期，佛教对战争与和平有很好的论述；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现在国家也承认佛教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怎么服务？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佛教的伦理道德是安抚人心、使百姓安居乐业的良药，佛教的伦理道德本应是佛教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的强项，国家也承认佛教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但我们教内又有多少人提出过一整套适合当今社会的佛教伦理道德模式呢？如果连象样的佛教伦理道德模式都拿不出来，我们拿什么服务？目前学界还有几本这方面的书，而我们内部呢？一部都没有。以上各方面的内容本应反映到我们佛学院的课本中，佛学院的教学理应有针对性地开设一些与现实社会相关课程，学以致用，如此培养出来的学僧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需求。否则，为了办学而办学，不顾现实社会的需求而盲目办学，其结果甚至连佛教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 

　　现在的好多出家人没有忧患意识。其实目前的佛教存在不少问题，有些直接威胁着佛教的生存。目前不少人对佛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扮演何种角色感到茫然，更找不到佛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位置，这是很可悲的。其实，佛教正法久住的目的是利益群生，利益群生的具体方法是服务大众（利他），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才能在社会中发挥佛教化世导俗这一自身独特的作用。佛教能在社会中发挥他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后，自然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员，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佛教自然就会发展，那任何人就灭不了佛教，正法久住才有可能。反之，若佛教连生存都成问题，说什么正法久住啦，法轮常转啦，都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立足于社会、服务于民众是正法久住之根本，也是核量僧教育成败之关键，这应是僧教育价值取向的重要标准之一。 

　　为了实现僧教育立足于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这就决定了当今僧教育出路之二：办特色教育。我曾经对全国现有的三十八所佛教院校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各佛学院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大同小异，很少有自己的特色。若说有例外，就是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和宝华山办的律学院对戒律的学习有所侧重。因此我认为，将来的佛学院，在除去强调基本教义的学习外，各佛学院应有意识的拿部分精力强调各自的特色教育，即倾斜到自己的专业上去。比如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完全可以倾斜一部分精力强调印光大师的研究；扬州大明寺佛学院可以适当强调鉴真大师及中日佛教友好交往的学习；中国佛学院南京栖霞山分院可以侧重于三论宗的学习……这样呢，我觉得，若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就有可能培养出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将来无论开什么样的国际学术研究会，我们都有高质量的专门人才参加，我们在国际佛教舞台上的地位自然会提高。 

　　总而言之，以教授抽象教义为目的的僧教育很难受到当今社会的认同，僧教育所体现的价值必须立足于社会的实际需求，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只有这样建立起来的佛教教育体系才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