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名为《空门》反映藏民拜佛的系列画作之一《刻经》在第23届蒙特卡罗现代艺术大奖赛上荣获国际大奖。其作品气势之辉宏，构图之精美，韵律之深刻，无不让观者为之震撼；然而，又有谁能想到，它的作者，享誉国内外的青年画家教授史国良，会在事业如日中天时期，抛弃优越的物质生活，丢舍温暖的妻儿、家庭剃度出家，成为空门中的慧禅法师。

史国良1956年生，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班。

     1980—198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

     1986—1989年在北京画院一级画家。

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

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

     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中国美协会员，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温哥华华人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等栏目曾作专题报道。为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现定居北京。

           异国奋斗      史国良的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在获得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之后，史国良应邀去加拿大讲学，他要把中国写实人物画推向世界。出国申请批下来的时候他正在拉萨写生，接到通知后匆匆离去。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没有任何与境外画商打交道的经验。画展很成功，可卖画的收入绝大部分落到了画商的钱袋，帮他办理出国手续的画商又提出和他签约，他一看拟好的合同无异于卖身契，就拒绝了，于是他被赶出来。他不懂英语，在温哥华又没有朋友，背着一黑色的大旅行袋，在街头漫无目地走，在一条小街上看见了一个小旅店，就把自己安置了进去。

     所幸史国良遇见了几位中国留学生，帮他租下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送给他一些生活用具。史国良从大街上把当地居民丢弃的床垫、沙发、桌椅捡回“家”建起栖身之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画出一批以大召寺为题材的作品。新结识的画界朋友把他推荐给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介绍他是蒙特卡罗艺术大奖获得者。温哥华艺术馆馆长不相信，向他要奖章和获奖证书，他没有带来。可是带来了奖章和获奖证书照片。温哥华艺术馆馆长到史国良住的地下室来看照片，看完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他觉得不可思议：生活如此窘迫的一个中国人竟会有这样一个大奖在身边。给了他更大惊喜的是史国良的画作，他马上去找卑诗大学亚洲中心的馆长，为史国良的画安排了展期。

        1990年6月8月，史国良中国人物画展在卑诗大学亚洲中心开幕了。11幅反映西藏宗教生活的画作，全是4米长1.5米宽的宏幅巨制，连成了长达40余米庄严而生动的“大佛门”。许多媒体和社团都被吸引来了。新闻界对画展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温哥华来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此外，他的画展还办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他的画价直线上升，从每张百元、千元加币，一直到每张万元。客户从买他的小品画一直到专买他西藏题材的大创作。画商争先恐后地与他签约，最多时达到每年30万加元。

      摆脱贫困的史国良，没有忘记身遭不幸的人们：他为非洲难民捐过款；1993年祖国华东发生特大洪水，史国良和温哥华的华人画家组织了一次画展卖画赈灾，吸引了大批捐赠者，募集到数额巨大的救灾款。在这次画展的基础上，温哥华成立了华人艺术家协会，史国良被推举为副会长。 

                     步入佛门         史国良延续了画僧的法脉

         1995年，一位在美国的大和尚到温哥华来为寺庙修缮募捐，通过一位华人画家找到了史国良。和尚绕着史国良走了一圈说：”史先生，我从哪个角度看你都像和尚。”史国良很吃惊。他从小到大不是寸头就是光头，从小就喜欢合掌。长大后，他心中一有不安就跑到庙里去。他去的更多的是喇嘛庙，不仅为了艺术，也是为了心灵。和尚说：”你是汉人，我看不如当和尚，做画僧。”

     史国良熟悉画僧，从中国美术史和文学史中，也从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的画僧们留下的作品里。中国的画僧，从五代的贯休，经北襟的惠崇、巨然，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直到清末的虚谷，有近千年的历史，他们的艺术之光，对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产生的影响无可估量。可自虚谷和尚之后，中国画僧的法脉已经断了上百年。

      反复地思考，史国良做出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的决定——做中国画僧的传灯人。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对西藏的爱。确切地说，是他对西藏那种把宗教、艺术和生活融合到一起所形成的独特文化的爱。在他西藏题材的作品里，金碧辉煌的庙宇和朝圣的人群，构成了最主要的内容。他曾经想过这一生一世就画这个题材。他不止一次想以出家的形式投入西藏的怀抱，去体会藏族那种与自然融合的宗教精神、真诚执着的感情，以创造出更加深刻的作品。

     从画家到画僧的嬗变，并不是一件轻松洒脱的事情。

     剃度仪式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和史国良一同剃度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41名男众和女众。

     这是一个盛大的法会。史国良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自从下定出家的决心，也一直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以殉道者的心情体味着献身的勇敢和悲壮。然而，现实的僧侣生涯把他的浪漫和幻想彻底地击碎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画僧的理想将要付出何等代价。

     这是一个他与尘世告别的仪式。从此以后，那个在画坛上驰骋风云的年轻教授不见了，史国良成了慧禅和尚，置身于小沙弥的队伍中，长伴着青灯、古佛、暮鼓、晨钟。

         1997年，史国良重新回国定居。他是中国画的写实人物画家，他的精神源泉和艺术源泉都离不开中国。异国他乡不是他理想追求的圣地，异域文化的排斥与西藏原始单纯的魅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藏不仅以它深厚的民族文化底韵吸引着他，根植于史国良心中的宗教情感也生根发芽。是的，为了能深刻领悟宗教那种神秘的内涵，为了确实体会那种执着的感情，为了寻找更高的艺术境界，史国良剃度出家,入了佛门。当我们看到那些史国良与妻子甜蜜的合影，我们不禁要为这个幸福家庭感到深深的惋惜和遗憾，同时也为艺术家执着的追求而震惊和折服。

三间暂借的小屋经过简单的布置，成了他修身和作画的净室。从深深的寺院回到“人间”，他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用眼睛看不见而只能用心灵感知的东西。这使他的新画作多了一层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对精神家园的依恋。

        1998年，中国遭受了特大洪灾，他参加了美术界的赈灾活动，捐出了一批画。他仍然兼任着北京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应邀给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讲民歌。他授课的内容，除了技法，更多了他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感悟。他出国前出版的《史国良人物水墨画集》迄今已经再版了五次。天津美术出版了他的水墨人物画技法的专著和多本画集。

     国内佛教界也欢迎他归来。他参加了国内佛教界的一些活动，比如河北百灵寺的开光典礼。他还重返了西藏，计划着一次“艺术苦旅”，跟随从四川阿坝步行去拉萨的藏民，亲历那一步一个长头的行程，用画笔将整个朝拜过程展示给世界。

     史国良出家了，但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对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他认为「禅意」可以是冷清的，也可以很火热，很激情，很人性化。他说出家以后，他写实的手法，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们生活的关注不会改变。这幅《放生图》是1999年5月9日画家惊闻北约军队悍然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的画作，画面纯静淡雅，留溢着一股清新空灵之气，画中两个小孩小心翼翼的将小鸟抱出笼外，眼中饱含着期待的神情，摇曳的柳枝，玩耍的狗与人物巧妙融合，画家以此来祈祷世界和平。人们惊奇的发现，出家后的史国良以一个出家人眼光看世界，世界在他的眼里变得阳光明媚。他的画作不仅多了几层宁静的哲理，更多了几层热爱和向往火热生活的明丽与动感。画僧慧禅不仅自己倾心创作，而且为弘扬祖国的传统美术文化而奔波着。他现在担任着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

     史国良有着浑厚的素描功底，他的画作有鲜明而独特的风格，素描技法被灵活的运用。他的画作笔墨酣畅，造型结实，色彩厚重。那一幅幅画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韵，似乎要走进人们的心里，又仿佛能听懂画中人神秘的倾诉，悠远的心语，并被他们的命运所牵连，为他们的善良而感动。

     画家史国良，画僧慧禅法师。面对身着僧衣的史国良，让置身于弥绕屋中的檀香中，不知是该称呼他的俗名，还是该称呼他的法名。我突然明白在他的心里，画就是情感，情感就是画。他为艺术以身相许，以命相搏，他要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为这片神秘的土地，为人们善良的目光，为人们执着追求的乐观豁达去虔诚的描绘。

贤妻良母        痴心为丈夫献出自己的青春 

      史国良曾为自己前妻刘玉梅写下这样的文字：“这么多年如果没有她的爱，我今天的事业不会有什么成就。身后的脚印就是我们全部的秘密。她陪伴我走了15年，如果说我的那双脚印里灌的是汗水，那么她的那双脚印里，除了汗水还有眼泪。”

当史国良在国外被汽车撞伤了腰部时，她没有丝毫犹豫地踏上异国，照顾史国良的饮食起居。

     在温哥华，从地下室搬到顶层的阁楼，刘玉梅和史国良住的是最廉价的房子，到温哥华没几天，刘玉梅就去一家台湾餐馆打工。老板粗暴凶狠，但她从来不对史国良讲自己在餐馆遭遇到什么，每天都装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去上班。由于天天与水、消毒液打交道，刘玉梅纤细的手开始变得粗糙、红肿，一层一层地掉皮。他发现妻子的双腿常常青一块紫一块，便再三追问，刘玉梅这才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是泔水桶碰的。每次回家前，她都用淡妆掩盖好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当他们的生活状况发生改变，拥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车，刘玉梅用自己灵巧的双手把房子布置得有如艺术的殿堂。她学会了英文和驾驶。当史国良和外界打交道时，她是他的耳朵、嘴巴和腿。本来她完全可以安心做家庭主妇，但她不愿接受丈夫的供养而继续打工。她在一家宾馆一个人负责16个房间的清洁，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员工”，她还继续着自己艺术上的追求，她画的国画《月下荷塘》还参加了温哥华的赈灾义卖。

　　当史国良做出出家的决定，律师为双方准备了离婚文件，需要当事双方签署自己名字时，刘玉梅还不放弃最后的希望，颤抖的再一次问史国良：“我们能不能不办这个手续呢?”1995年10月，刘玉梅带着儿子亲自送史国良到美国西来寺。她对大和尚说：“我从来没有逆过史国良，这次也不愿逆他，我把他交给你……”话没说完，她眼里已噙满了泪水。

        1999年刘玉梅回国探亲，满怀着喜悦和希望来看史国良。她说：“当初家人和朋友都责问我为什么同意你出家，我跟他们说：‘这是我的事，国良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想做的，我永远都不会阻拦。’现在我也这样告诉你，我在尘世等着你，将来假如有一天，你需要我，只要说‘你回来！’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不论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奔到你身边。”

     史国良双手全十，对他的前妻深深行下一个佛礼。他已经没有了退路，作为立志行菩萨道的艺术家，他为自己准备的归宿便是从焚烧自己中得到精神与灵魂的升华。

     由画家到和尚，重续画僧法脉这一强大的使命感落在了史国良的肩头。他认识到把艺术与宗教结合固然能达到艺术最高的境界，但用自己的艺术与专业服务于社会才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祈盼史国良为了弘扬中国的国画艺术的心愿得尝而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