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僧伽佛教文化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除了在清末积极进行佛教振兴活动的一些年高德劭的开明寺僧外，民国时期成为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之主力的寺僧，几乎都曾经接受过近代新式的佛教文化教育。而在近代僧伽佛教文化教育中，佛教的女众教育虽不及男众教育那么有影响，但是，作为近代僧伽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中国佛教女众文化的近代振兴与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早在清末，杨文会居士在积极筹划释氏学堂时就明确地提出，现代僧伽教育包含着尼众教育，认为内学班三级课程的教授，是“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与经世之学，互相辉应，岂非国家之盛事乎�煛彼淙灰虻笔备髦种骺凸厶跫�所致而未能实现创办尼众学堂的愿望，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太虚等佛教复兴事业的后继者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第一所佛教女众教育机构，是始建于1924年的武昌佛学院女众院。创办人就是杨文会开办的祗洹精舍学生释太虚，以及武汉地区大护法李开侁、王森甫等。这所学院仿照武昌佛学院的 办学方式，招收出家和在家女子信徒，实行解行相应。它的成立，不仅真正实现了清末杨文会的未了心愿，而且使广大女子佛教信众真正开始走上了平等接受佛学教育的光明大道，因而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武昌佛学院女众院的发展非常曲折。在成立不到两年时间，因当时时局动荡，不得不停办。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由法舫法师和唐大圆居士等再度恢复招生开学。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发展并不顺利。1931年太虚法师筹建世界佛学苑，武昌佛学院女众院相应改成世界佛学苑女众院。1935年，在大护法方耀庭夫人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女众院董事会，太虚法师、大醒法师和王森甫居士等佛教界名流亲临指导，女众院又一度有所发展，并成为当时全国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重镇。

　　继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之后，在武昌又先后于1931年和1932年成立了两所佛教女众学校——武昌菩提精舍和八敬学院。不久，位于汉口的汉口佛教正信会又于1933年增设了正信会女子研究部，专门开展女众佛教文化教育。这样，在三十年代，武汉地区就有佛教女众教育机构四处，成为近代全国佛教女众教育最发达和最有成效的地区。

　　当然，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女众教育并不限于武汉地区。1929年，香港爵绅何东的夫人张莲觉居士，为改善港澳地区妇女的社会地位，特别感到“国中研究佛学机关，多属男界，少有为女界设者”，便借用澳门观本法师所创设的女修院——无量寿功德林，设立女子佛学院，使数十名港澳地区的佛教女众得以接受新式佛教文化教育，从而开岭南佛教女众教育之先河。

　　北方的佛教界也于二十年代开始进行佛教女众教育。1928年，山东济南东流村第四虹桥女子莲社创办了佛化半日女工小学校，招收社会女信徒来校学习佛教文化知识，半天工作，半天学习。

　　江浙本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早在清末就创办了多所僧学堂，设立于南京的祗洹精舍，更是近代中国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的发源地。可是，江浙地区佛教女众教育的开展，反而相对落后于华中、华北和华南地区。较早创办佛教女众教育机构并有一定影响的，要数著名佛教女居士张圣慧于1937年春在浙江奉化设立的法昌佛学院。该院曾聘请宜兴海会塔院觉明尼师讲授《楞严经》，深得广大学员的赞誉。

　　在近代中国佛教女众教育中，除了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以外，颇值得特别提及的，要数分别活跃于三、四十年代的武昌菩提精舍和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院。

　　武昌菩提精舍，是在当时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王森甫居士和武昌佛学院教授会觉法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购得邓姓公馆作为院址而成的。创办人是湘籍尼师恒宝。据说恒宝尼师博通经论，深趣法味，善于讲解，并且能忍苦耐劳。该精舍主要培养有一定文化和佛学基础的尼众，招收的学员有来自武昌佛学院女众院的，大多数则来自湖南、湖北、山西和浙江等地的具有初小水平的出家女众。授课的教授，都是当时佛教学术界的名流，如会觉、谈玄、法舫、尘空、苇舫、大醒、孚仲等法师以及唐大圆、周观仁、张圣慧、吕碧城、李慧空等大居士。开设的课程，以讲解和研读佛教的经律论为必修课，傍习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此外，还有早晚课诵，兼习禅定，行解并重。从第一学年到第五学年各学期，都有详细的课程安排表，使学员能够循序渐进 地学习佛教文化知识。为了更好地增进学员的知识学习，精舍还专门设置图书馆，藏有《大正新修大藏经》一部，另有《华严经》、《首楞严经》、《涅槃经》、《五灯会元》、《瑜伽师地论》和《成唯识论》等散装佛经，并有教内外杂志十余种，如《海潮音》、《海潮音文库》、《威音》、《人海灯》、《新中华》、《东方杂志》和《女子文库》等。1936年，也就是武昌菩提精舍成立五周年之际，精舍同仁编辑出版了《佛教女众专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本佛教女众杂志。该刊的作者以精舍同仁为主，并专就佛教女众、尤其是女众教育问题发表意见，正如精舍舍长恒宝尼师在《创刊词》中所言：“本刊出世的愿望，佛教女众有大心菩萨出世，发扬佛陀的真精神，振兴中国佛教，提倡佛教女众教育，导利人间，善男信女，皆能洞明因果，缘生真理，破除迷信行为，而能真正信仰，归敬三宝，发菩提心，兴隆正法，创设佛教女子大学，广集佛教女众人材。”这也就是说，武昌菩提精舍把开办佛教女众教育与发达佛教女子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院虽然创始于1929年，但是真正在岭南地区产生影响，是在1939年以后。因为功德林创办之初的师资主要是观本法师，而观本法师后来回内地跟随虚云法师到鼓山等处修道弘法。1935年张莲觉居士利用江苏镇江竹林寺高僧霭亭退位游港的机会，特别邀请老法师帮助在香港恢复未继的澳门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终于在港成立宝觉佛学社，招收港澳和内地潮汕地区的佛教女众。这实际上是澳门佛教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继续。澳门佛教功德林女子佛教文化教育的真正恢复，是1939年从内地来港澳弘法的高僧竺摩法师应邀来功德林主持佛学讲座。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法师到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教授来自港澳的佛教女众。竺摩先后开讲了《维摩诘经》、《地藏经》等佛教经典，并在功德林编辑出版《觉音》杂志，积极联络海内外爱国爱教的有识之士，推动佛教文化交流。他的讲授由于注重启发与讨论，大大激发了学员们研讨佛学的兴趣。特别是1941年在他讲授《解深密经》的启发和指导下，功德林“佛学研究班”学员江之萍等以经文中有“女性暗弱”等贬斥女性的言论为主题，掀起了一场如何看待大小乘经典中轻视女人问题的讨论。在竺摩法师的直接帮助下，这场讨论还专门邀请了著名高僧弘一法师和太虚法师进行指导，得到两位内地高僧的高度重视和多次来函指导，使这场讨论成为近代中国关于佛教女性问题的一次重要事件，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女性观念的现代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佛教女众教育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经过诸多高僧大德和关心佛教的社会有识之士的艰苦努力，的确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正是由于这些佛教女子教育活动的开展，才使得许多渴望了解佛教文化知识的佛教女众有了学习的机会，使她们走上了正信之路，改变了长期以来佛教女众缺乏佛学教养的局面。实际上，近代佛教女众教育的开展，也大大丰富了近代复兴中的佛教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佛教革新运动全面深入地发展。
转自《乐至报国寺》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