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玥 

　　第一次见到丁大卫，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美国人，特神，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要，坚持自己坐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北京，又自己去车站买了硬座票，从北京回甘肃。 

　　据介绍，他爱好广泛，包括体育运动、音乐、文学、教育和“为人民服务”；任西北民族学院英语教师7年；2000年至今，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 

　　会上，他拿着一本相册给大家传看，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再次见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站门口的一个司机见了他立刻跑过来，亲热地问“回呢吗？”两人商量了一会儿，丁大卫让我跟着司机去买票，他不在站内上车。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外国人在站内买票要多加40元的保险，所以丁大卫每次都是和司机说好，给他留一个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车，这样就只要付10元的车费。 

　　东乡距兰州约100公里，车程约3小时。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窝着一双长腿，挤坐在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50周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 

　　他的口头禅是“我们东乡”。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 

　　1995年，丁大卫作为外籍教师应聘到西北民院，学校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月1200元。他打听了一圈后，知道这个工资比一般教师要高，于是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降到900元。学校不同意，坚持要付1000元，丁大卫觉得“四位数”还是太高，几番争执，最后定在了950元。 

　　要求降工资，这也不是丁大卫的第一次。 

　　1994年，丁大卫在珠海恩溢私立小学任英语教师时，为了降低工资，为了和其他老师一样，不住带空调的房间，也和校长发生过一次相似的“斗争”。 

　　当时，学校外面是一个市场，丁大卫指着市场里民工住的地方对校长说，你看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帐篷里，很闷很热，冲凉也不方便，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比他们已经强很多了。 

　　这位校长后来到处和人说，这个丁大卫，老和民工比。 

　　到了东乡，条件更为艰苦。没有暖气、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他说。 

　　“也许有点怪怪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说这话时，我们已经来到丁大卫在东乡的“家”里。这是一间13平方米左右的平房，屋里放着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三人沙发、两个文件柜和一张床。白天，这里是福特基金会在东乡赞助的双语教学试验项目的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卫的“家”。 

　　那是一张最普通的单人床，我问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睡得下？他说已经习惯了，来中国10年，几乎就没有睡过足够长的床，被子也短，身子盖一床腿脚盖一床。他笑着说这样好，脚臭鼻子也闻不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找出几张报纸，撕碎，然后用脚把劈柴跺断，开始生炉子。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东乡，很冷。 

　　生好炉子，我们出去吃饭。走进一家饭馆，老板和伙计都认得他，丁大卫和他们用东乡土话说了几句，不一会儿，伙计端来了一盘羊肉和两碗面片。平时，丁大卫的饭就是一碗牛肉面或一盘炒面片，加一个饼，不超过3元钱。这次，为了招待我，他请我吃东乡的手抓羊肉。 

　　这顿饭花了30元，我抢着要付账，丁大卫只是坐在那里笑，说“那你看看他们收不收你的钱”。小伙计拿眼睛看着大卫，从他手里接过了饭钱。 

　　以后的几天里，在我的坚持下，大卫“允许”我和他轮流付账。每顿饭，不过就是两碗面或几个包子，两人加起来都超不过五六元。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在东乡，一个任课老师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间。 

　　然而丁大卫的聘任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2003年6月，甘肃省公安厅、省外事局、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安局等部门专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东乡了解情况，认为他“不计个人报酬，克服种种困难……品德和行为令人感动”。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聘任了。身份问题虽然是解决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还有以前的积蓄。”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四五百元就够了。 

　　“听起来你简直就没有缺点。”我开玩笑地说。 

　　“怎么没有？多了！”他一口气地说：“不挣钱、不纳税、不消费、不爱洗澡、不爱换衣服、爱啃手指……”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他觉得，西北的人才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比如讲英美文学。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大卫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每个学生轮流上台用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多。“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作业了。”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5次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上课问问题，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提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他也承认。 

　　有一次，丁大卫想和另外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讨论讨论学生的情况。 

　　“那个，我觉得他表达能力还不错，可是语法方面总是犯错，你认为呢？” 

　　对方茫然，“谁？哪个班的？” 

　　“就是你带的那个班嘛。” 

　　“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因为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我有点不相信。 

　　“嗯。”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3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如果赶上这星期3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下次，再换另一个班。“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我上课从不点名。我认识所有的学生。”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 

　　“教育，就是交流。”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每周日下午3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丁大卫，你说说，你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丁大卫和他逗：“东乡好啊。” 

　　小伙子不明白了：“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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