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似孤云闲 悠悠任去来
——访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
宗 心
济群法师是国内从事佛学研究及教学、弘法的知名法师。法师196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县一个佛教家庭，曾在宁德支提寺、闽侯雪峰寺体验寺院生活。1979年从鼓山涌泉寺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1981年于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到莆田广化寺等处参学。现任厦门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主讲唯识、戒律、阿含等课程。
近二十年来，法师在修学之余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佛学论文，并积极从事弘法事业，时常在欧洲、澳洲、港台及大陆各地高等院校、信众团体、寺院应邀演讲。著有《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金刚经的现代意义》、《心经的人生智慧》、《学佛者的信念》、《幸福人生的原理》等人生佛教系列丛书。
法师继承太虚大师人生佛教思想，提出佛法是人生智慧、生活智慧的理念，希望人们摆脱对佛法的误解，使佛法融入现实生活中。为增进广大信众对中青年法师出家及修学生活的了解，笔者应《法音》编辑部之约，专程走访了济群法师。
问：法师是如何选择出家生活的？或许您也常常听到类似的询问，我想大家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也是希望从中受到一点启迪。
答：其实我出家的经历很简单，当时年纪还小，对佛法和社会都没有什么认识。之所以能够选择出家，主要还是因为受家庭的影响。如果说当时对佛教有什么印象的话，那只是好感而已，而且这种好感还很朦胧。又因为家中常常接待很多南来北往的出家人，也就结识了不少僧人。或许是缘分吧，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带我到各个寺院去。我从小就很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所以，出家对于我来说，可说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问：按照佛教的说法，法师可谓“童真入道”，这对于您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童真入道的确是很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尚未被世俗染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出家的生活，而佛法的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说，童真入道又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受佛法的教育，从而对我的成长和人格形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问：古德时常赞叹童真入道，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早期教育也有某种相似之处。那么，法师是否认为童真入道是成为一个僧人的最佳起点？
答：事实上，教界童真入道的人也很多，但其中有不少人的成长道路却和我截然相反。在佛教界，许多人和我早年的经历很相似。他们早早就出家了，在那样的年龄，也谈不上什么坚定的人生目标，多半只是因为家庭的影响。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和社会接触之后，面对滚滚的红尘，没有抵抗能力，结果因种种原因又回到了社会。这几年，佛学院的毕业生中还俗的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小就出家的。
由此，也促使我对童真入道的问题产生了反思。我认为童真入道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年龄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在僧格的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的熏陶。但这两点优势，又恰恰是它的不足之处：少年出家，文化基础多半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再就是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力。和童真入道不同的是半路出家，它也同样有利有弊。其优势在于：世俗生活都已经历，既然能够真正发心出家，也能自觉地将这一切放下，不再容易产生动摇；另外，多数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经验，为他今后深入经藏、利益众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不足之处在于：经历了长期的世俗生活，习气往往比较重，而人到中年后，性格多半已经定型，再要改变以往的不良习气就很困难。这种人如果没有强烈的出离心，又缺乏良好的修学氛围，在寺院生活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原形毕露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孰优孰劣。
问：曾经在法师的著作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当时非常感动，我想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善根深厚”吧！
答：无论是学佛还是出家，善根当然非常重要。就像一棵树，如果根扎得深、扎得稳，就有能力抵御外在的冲击。尤其在现代社会，仅靠寺院的一道围墙很难与社会完全隔绝。所以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份有足够的认同，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三宝的信心。
就我自己来说，出家的过程虽然比较简单，也比较感性，但通过对佛法的深入学习，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因为弘法的原因，对社会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性。相比之下，我认为追求真理、智慧、解脱的人生是最有意义的。而出家的生活，也非常适合我的性情，我简直就是非常喜欢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让我去过世俗人的生活，那我一定是过不来的。
问：您出家时，应该是宗教政策尚未落实之际。在那样的年代里，您又是如何开始出家后的修学生活的？
答：的确，当时宗教政策还未落实，佛教仍被社会视为封建迷信。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整个教界的修学环境并不是很理想。我最初是在福建宁德支提寺，当时出家人白天种田，早晚上殿，生活条件极其简朴，在现在的人看来，应该说是相当艰苦的。但出家人都真心向道，信心道念非常坚固，没有谁是为了衣食而出家。老和尚们生死之心很切，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虽然还不懂得“了生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回忆起来，这应该是我最初接受的佛教教育。其后又来到福建闽侯雪峰寺，基本上还是继续这种农禅并重的生活。这一方面使我养成了山野之人的气质，并始终保持着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方面也为我僧格的养成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亲近过的三位老人家，一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普雨老和尚，一是莆田广化寺的圆拙老法师，一是厦门南普陀寺妙湛老和尚。他们成就我出家，成就我上学，成就我静修，给我修学上的指导，给我创造弘法的条件。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做人做事的美德，让我终身受用不尽。这也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依止善知识的重要性。
问：在今天，无论是社会还是教界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出家人的修学环境更为宽松。法师是否认为，您当年所经历的生活，对于其他刚出家的人也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对于刚出家的人，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理想的？
答：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于刚出家的人来说，最为关键的，是要接受成为一个僧人的基本教育，也就是造就僧格的教育。关于出家后的教育，在佛陀的经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如沙弥必须依止自己的亲教师，不可独立生活；即使受了比丘戒之后，还须“五年学戒，不离依止”。此外，刚出家也是僧格养成的开始，健康的生活环境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说，不论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依据戒律修行，建立如法的生活方式，对僧格的养成都是很重要的。刚出家的人，大多都有良好的初心，但不易持久，有句话叫做“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在西天。”这份初心为什么会变质呢？关键还是因为出家后的修学与生活环境。
问：法师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佛学院，并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又在教学之余从事弘法活动，面向社会及高校开办佛学讲座。当时弘法在国内尚未充分展开，整个社会对佛教还是充满了误解，此举可谓开风气之先。那么，法师又是如何走上弘法道路的呢？
答：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还不知道弘法是怎么回事。因为出家前文化和佛学基础都比较薄弱，所以只知道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来到莆田广化寺，在后山一个偏僻的地方继续学习。读书之余，也在佛学院讲课。广化寺的几年生活，使我在佛学院所受的综合教育的基础上，对戒律、俱舍和唯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1988年来到南普陀寺，在阿兰若处静修。这清静自然的环境，对我的学习、修行和弘法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厦门是个沿海开放城市，与东南亚及港台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由此，我也有因缘接触到很多海外的法师，并从他们的介绍中，对海外弘法事业的发展有所了解，这才使我萌生了弘法的念头。首先是在南普陀寺的圆通讲堂，和湛如法师一起为信众开设了“正信佛教系列”和“人生佛教系列”的讲座。当时我们还在厦大历史系进修研究生课程，这一因缘使我们得以在厦大举办了“佛教文化研讨班”，开始了面向高校的弘法。其后，又应邀到各地举办佛学讲座。我就是这样走上了弘法道路。
问：能否请法师具体介绍一下您目前所从事的弘法事业？
答：从1992年开始，我一直在国内外讲经、讲座。在弘法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社会对佛法的需求，而教界能够从事弘法的人才又实在寥寥无几。所以，培养人才是目前教界的当务之急，因为“道在人弘”。我出家二十多年，从求学到教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佛学院。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基于对佛教未来前景的关心，希望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具有佛教特色的教学模式。目前，我还是常住闽南佛学院，担任唯识学和戒律学的指导老师。同时，也在苏州西园寺主持“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工作，和教内外有志于佛教教育的法师学者一起，共同实践我们对佛教教育的一些想法。
问：大多数人都认为，佛学院和研究所应该以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为宗旨。但在法师的《我理想中的僧教育》（载于《法音》2000年第4期）中，强调的重点似乎并不在此，而是注重多种人才的培养，并在完善自身的同时，与现实社会的需要相结合，如“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怀”等等。这些观点的形成，是否与您长期从事弘法事业有关？
答：对于佛教教育来说，研究人才的培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还是以闽南佛学院和戒幢佛学研究所为例，两地都招有研究生，旨在为致力于佛学研究的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同时，还发行了各自的学术期刊。《闽南佛学院学报》已办了十多年，今年改为《闽南佛学》正式出版。戒幢佛学研究所成立才两年多，也于去年推出了《戒幢佛学》第一卷，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学术期刊，既是为了展示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也是为了推动国内的佛学研究。
但是，研究佛学并不是学佛的唯一目的。学佛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也就是要能够学以致用。之所以提倡“基于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怀”，目的在于以佛法的智慧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因此，戒幢佛学研究所还于今年推出了面向社会的季刊《人世间》。每期关注一个主题，创刊号主题为“佛教教育”，第二期主题为“关注环保”，在第三期我们将要探讨的是“佛教与财富”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从佛法的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反思，从而纠正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误区。
问：近年来，法师著述颇丰，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答：举办讲座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范围都比较有限，而整理成文后，就能利益更多的人。所以，目前已经推出的“人生佛教小丛书”，将成为我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小丛书”每辑五本，每本都是一次专题讲座，针对环保、道德等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佛法的智慧提供解决之道。“小丛书”将每年推出一至二辑，希望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的生活观念。因为今天的社会太浮躁了，多数人都缺乏健康的生活方式，沉溺在无明颠倒的状态中不自知，所以我认为现代社会也需要启蒙教育。而我所做的，正是以佛法的智慧去启发人们的蒙昧，使他们能够在佛法的智慧指导下，过上健康的生活。
问：在《人生佛教在当代的弘扬》（载于《人世间》创刊号）这篇访谈中，法师还就书籍装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一本书不仅要在内涵上给读者以启迪，也要从装帧上使人心生欢喜”。新推出的“小丛书”是否就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答：教界以往印赠的书籍在制作上普遍比较粗糙，要知道凡夫是很着相的，且往往感性的居多，所以在书籍装帧上一定要提高品位，因为这决定了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决定了人们对它最初的认同。“小丛书”不仅在内容上关注现实人生，也在形式上契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鉴于现代社会的人心浮躁，“小丛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佛法的理念进行诠释，并配有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整个设计风格简洁而疏朗。在我们收到的大量反馈信息中，读者都称有耳目一新之感。
问：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从发展趋势来看，网络弘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想必法师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能否具体介绍一下？
答：通过网络弘法，的确比传统的弘法方式覆盖的面更广。目前，我们已推出了两个网站：一是“戒幢佛学教育网”（www.jcedu.org），包括佛学指导、人生佛教、佛教文化等数十个栏目，还有大量图像和音像资料，现已制作了一万多个文件，内容相当丰富。还有一个是我的个人主页（www.jiqun.com），包括我的文集和在各地讲经的音像资料，可以说是对我十年弘法的全面概括。目前，佛教界普遍存在师资不足的问题，而面向社会的弘法，就更显得薄弱。有鉴于此，“戒幢佛学教育网”还开办了“网络佛学院”，利用网络特有的优势，通过语音和文字系统为散居各地的学佛青年上课并进行指导，这在过去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问：法师常常说自己是随缘弘法，您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么多事业，是否总是有许多顺缘在推动？
答：我认为我个人所有的，只是对佛教事业的一份愿力和一些想法，正由于众多因缘的推动，才使我这些年来为社会和教界做了些事情。首先是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可以将自己的想法都表达出来乃至付诸实施；而平时住在南普陀寺的阿兰若处，圣辉大和尚给我提供了相当自由的活动空间，我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做事；第三是西园寺普仁大和尚的全力支持，使我能立足于戒幢佛学研究所实施我的一些想法；再就是教界和学界众多法师、学者的热心参与，尤其是净因法师和湛如法师，直接参与了本所的教学和指导工作。当然，还有一些护法居士的积极协助，这都为我实施自己的想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缘，很多想法也许至今还是想法而已。就我自己来说，虽然不是个积极主动的人，但对弘法事业始终保有一份热心。
问：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界这些年的发展相当迅速，寺院纷纷大兴土木，前往寺院朝拜的信徒和观光客也明显增多，可谓“香火鼎盛”，当然教界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作为出家二十多年的法师，您对当今教界的现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佛教界的发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但仔细观察却发现存在太多的问题，可以说是一言难尽。这里，就我想到的谈几点意见，供教界参考。
一、作为一个出家人，首先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角色。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说符合自己身份的话，而身份如果错位的话，就会不伦不类的。其次，要明白作为出家人的本份是什么？作为寺院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看似平常，事实上，很多出家人都对此认识模糊。而深刻地认识到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保证。否则的话，佛教前景堪忧。
二、应着手于佛教的制度建设，在继承传统佛教制度的基础上，重建一套适合当代的佛教制度。比如出家的考核制度、沙弥的教育制度、新受戒比丘的教育制度、建立僧阶有序的制度。这种“级别”是根据僧人的戒腊、道德、学问及对寺院做出的贡献而制定，以此确立他在僧团中的地位和待遇。南传和藏传佛教也都有相应的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宗教政策落实以来，整个教界都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先后办有几十所佛学院。虽然也为佛教界培养出一些人才，但大家也共同意识到，这并不是培养佛教人才的最佳方式。在继承佛教传统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探寻出一套适合现代的佛教教育制度，是佛教界的当务之急。
四、受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许多寺院也在走向商业化。而商业化，实际就意味着佛教的世俗化。我对教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非常担心，希望大家都能对此有所警觉。
五、佛教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使很多僧众的信仰和道念淡化，长此以往，他们又何以荷担如来家业？所以，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也是教界目前所要重视的问题。
六、对僧团的财富应予以合理使用。因为旅游业和经忏的盛行，使得一些寺院非常富有，如何合理使用这部分收入？在我看到的情况中，大部分都是在修庙、造大佛，甚至浪费在各种无谓的应酬中，或存放在银行里舍不得使用，等着贬值。如何使这笔财富用之于佛教的弘法事业、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是教界领导者们应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七、教界应该认识到弘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家人具有弘法的责任，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是佛教生存的土壤。所以，唯有在全社会弘扬佛法，佛教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佛法在今天的弘扬已不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而是要契理契机。也就是在继承佛教传统的前提下，在不违背佛法基本义理的基础上，用现代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弘扬佛法。同时，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大众提供智慧的解决之道。
八、各地寺院虽然重建了不少，但多数都缺乏规划和设计，有的甚至比较俗气。寺院是民众的精神家园，建筑本身也应该能够体现佛法的内涵，也就是表法。所以在风格上要朴素、庄严、和谐。另外，在使用上要注意实用性，集修道、弘法、教学等多功能于一体。
发表于《法音》2002年第7期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