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县。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我曾经问丁大卫：“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 

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我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女老师们买一份礼物。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刚走进校门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上课。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 

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人数降了。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为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他问我。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一个磨掉颜色的旧文件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丁大卫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 ”（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丁大卫说。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我不想要这些钱。”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3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6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而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丁大卫认为。 

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给捐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带老师去那里，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我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他提高了嗓门，看着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兰州。麻烦也就开始了。 

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得先付一笔保管费给车站。当时东乡的学校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没人看管，什么东西都丢过。没办法，丁大卫只得先把装在两个小集装箱里的6台电脑寄存在兰州的朋友家里。 

一边，他要乘每次去兰州的机会，找网吧打听人家有没有要淘汰的旧桌椅。当时祈牙小学刚建好不久，连电都还没有通。其他两所学校，电压不足，经常停电，必须得配稳压器，插座也要新买。这里经常刮风，灰尘很大，还要记得去买布料把电脑罩起来。 

10月份，对方公司来电话，问丁大卫能不能拍几张学生们用电脑的照片寄去。丁大卫很不好意思，说电脑还没用上呢。对方很不满意，对他说：“你能不能花一点时间做一下这个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终于，租了车，把电脑和配齐的桌椅都运到了东乡。3台放在马场学校，两台放在包岭，1台放在祈牙。 

电脑桌椅运来的时候都拆散了，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起来。老师们从来没用过电脑，连开机都不会，要丁大卫一个一个地去教。 

这几所学校都没有电话，上网是根本不可能的。丁大卫想，找一些小的学习软件，让老师学生们练练打字也好。 

问题是，6台电脑里有两台没有Windows，还是Dos系统。1996年的机型，只有软驱没有光驱。他找别人要来的一堆光盘什么用也没有。 

后来，丁大卫算了算，为了这几台电脑，前前后后一共用去了2500元，他自己费的功夫就没法算了。 

还有一次，有个地方捐了1000元，丁大卫告诉对方，这笔钱他打算用来给包岭学校买水管，把自来水引到学校。对方要求出据打印的发票证明，乡政府和县政府加盖公章。 

“我们这里是乡下，很多事，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可是，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怎么办呢，麻烦就只好他自己受了。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 

那天去包岭的路上，经过一所叫牙胡家的小学，远远地离着几百米以外，就有孩子扯着嗓子喊“丁—大—卫”。学校和我们走的山路隔着一道很宽的沟。丁大卫高声告诉他们下午回来看他们，可校长和一群孩子还是下了沟跑到路边来，和他说了半天话。 

学校的孩子都喜欢他。那些小孩见了他就兴奋，他们喜欢让这个“巨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空中倒立，喜欢一群人围着他抢那个可以在他指尖上转动的篮球。 

而丁大卫，也只有在和孩子们玩闹的时候，才显得最开心、最轻松。 

老师们也喜欢他。女老师们经常开他的玩笑：这么大年纪还找不到老婆，一定是因为你的脚太臭了。 

丁大卫说自己属猴，按照东乡这里的算法，今年应该37岁了。而按照他妈妈的算法，他才35，因为生日还没过呢。他形容自己“大概是那种比较慢热的人”；而他有时问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像“你是不是北京户口”，也让我惊讶不已。他不以为然，“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待10年也一样。” 

走在路上，他会不经意地哼一些曲子。有一次，居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乐了：“你还会这首歌？” 

“我会的多了。”他说，“如果去卡拉OK，我能唱一天不重复。”他知道田震、孙楠，聊起孙燕姿、周杰伦也头头是道。以前，在广东和兰州听得多，现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娱乐，偶尔在班车上要一份人家看完的《兰州晚报》，自己看过了，还要拿给学校的老师看。酷爱篮球的他，看不到NBA比赛，爸爸从美国寄给他的篮球杂志就成了他的宝贝。 

大卫是个很细心的人，两人走路他一定走在靠车道的那边，在长途车上主动帮带孩子的妇女拿东西。说起自己的家人他更是充满深情。在民院的英语角，话题每星期都不一样，只有每年母亲节那天，他会重复地谈自己的妈妈、奶奶、曾祖母。 

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碰见对他这个“老外”很好奇的人，人家会问：“你在那儿干什么？收入多少？”他就会据实回答：“帮着办学。没收入。” 

对方的反应一般是：“没收入？！你不想说那就算了。” 

县里也常常有人和丁大卫说，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宣传，扩大影响，也好有更多赞助。 

“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只是在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我不想被称作雷锋或是白求恩。”他并不想成为什么榜样，也不想去影响别人。 

现在他最想有更多的时间来提高自己的东乡语水平；想遇到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去青岛、泰山；还想看到什么时候，东乡不再排这个文盲率最高的“第一”。 

“你觉得自己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只要这里愿意继续聘任我，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得很肯定。 

大卫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不过，他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宗教”叫做American dream（美国梦）：挣更多的钱，开更好的车，住更大的房子，娶漂亮的老婆…… 

但是，他认真地说，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些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心踏实吗？满足吗？平静吗？ 

“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你的灵魂，你的内心，是会和你说话的，会问你，你究竟为什么而活？不要忽视这个，不要随便吃一片安眠药把这些念头压下去。”说这话时，他的蓝眼睛纯净平和，坐在那张小床上的他，好像拥有整个世界。 

——来源：2004.3.24《中国青年报》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