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

　　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21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二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而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丰厚的文化构建。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身。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上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的，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三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是我们现在运用的“公元”这个纪年概念的前后。按照中国的纪年，也就是在西汉末和东汉初之间。

　　历来有一些佛教学者出于一种宗教感情，或出于一种猜测性的“想当然”，总想把传入的时间往前推，那是缺少依据的。例如有些著作认为在尧舜时代佛教已经传入，这比佛教在印度诞生的时间还早了一千多年，显然是闹笑话了。《列子》说周穆王时已经在崇拜佛教，还说孔子把佛奉为大圣，也都无法成立，因为直到周穆王去世之后的三百五十多年，释迦牟尼才出世呢。至于孔子奉佛，更毫无证据。也有人说张骞出使西域时已取到了佛经，于永平十八年返回。但我们知道的那个张骞在这之前一百八十多年就去世了，莫非另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而且，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认真地写到过张骞出使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提到？

　　比来比去，我觉得还是范晔在《后汉书》里的记载比较可靠。那个记载说，世间传闻，汉明帝梦见一个头顶有光明的高大金人，便询问群臣，有个大臣告诉他，那应该是西方的佛。

　　汉明帝在位的时间，是公元五十八年至七十五年，不知道那个梦是哪一天晚上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询问群臣时，已经有人很明确地回答是西方的佛了，可见佛教传入的时间应该更早一点。接下来的时间倒是更加重要的了，那就是：汉明帝在公元六十四年派了十二个人到西域访求佛法，三年后他们与两位印度僧人一起回到洛阳，还用白马驮回来了经书和佛像。于是，译经开始，并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对于一个极其深厚的宗教来说，光靠这样一次带回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在汉代朝野，多数人还把佛教看成是神仙方术的一种。但在西域，佛教的传播已经如火如荼。这种状况激发了两种努力：一种是由东向西继续取经，一种是由西向东不断送经。这两种努力，组成了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度交流。那些孤独的脚印，殊死的攀越，应该作为第一流的文化壮举而被永久铭记。

　　朱士行是汉族僧人向西取经的创始人。他于公元二六○年从长安出发，在无人向导的情况下历尽艰难到达遥远的于阗，取得经卷六十万言，派弟子送回洛阳，自己则留在于阗，直至八十高龄在那里去世。

　　由西向东送经弘法的西域僧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图澄等。我很久以来一直对鸠摩罗什的经历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经历让我知道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从西域到长安，很多统治者都以抢得一名重要的佛教学者为荣，不惜为此发动战争。例如长安的前秦统治者苻坚为了抢夺佛学大师道安，竟然在公元三七九年攻打襄阳，达到了目的。道安当时年事已高，到了长安便组织翻译佛经，他告诉苻坚，真正应该请到长安来的，是印度僧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所在地很远，在龟兹，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

　　鸠摩罗什当时只有四十来岁。苻坚看着道安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黑脸佛学大师如此恭敬地推荐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学者，心想一定错不了，就故伎重演，派一个叫吕光的人率领重兵长途跋涉去攻打龟兹。吕光的部队是公元三八三年出发的，第二年果然攻克龟兹，抢得鸠摩罗什。正准备带回长安向苻坚复命，半途停息于凉州姑臧，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吕光忽然听到了惊人的消息，苻坚已经死亡，政局发生了变化。

　　在半道上失去了派他出来的主人，显然没有必要再回长安了，吕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拥兵自重，给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凉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凉天王等，似乎越封越大。尽管他本人并不怎么信佛，但知道被他抢来的鸠摩罗什是个大宝贝，不肯放手。鸠摩罗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鸠摩罗什学好了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生涯做好了准备。还有青年学者从关中赶来向他学习佛法，例如后来成了著名佛学大师的僧肇。

　　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趣。

　　苻坚死后，入住长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西凉来请鸠摩罗什。吕光哪里会放？或者说，越有人来要，越不放。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继位了，再派人来请，当然又遭拒绝，于是新帝王便出兵讨伐，直到抢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就这样在一路战火的执持下于公元五世纪初年到了长安，开始了辉煌的佛经翻译历程。他的翻译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们阅读佛经，很多还是他的译笔。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在我们西北方向的辽阔土地上，在那个时代，一次次的连天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某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这种情景不管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出现了一种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出现了一种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前导的文化交流。

　　就在鸠摩罗什抵达长安的两年前，另一位汉族僧人却从长安出发了，他就是反着鸠摩罗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经的法显。这两种脚印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逆向重叠，分量很重。其中使我特别感动的是，法显出行时已经是六十五岁高龄。他自己记述道，一路上，茫茫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人骨以标行路”。

　　人骨？这中间又有多少的取经者和送经者！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跋涉，则以白骨为路标。

　　法显在自己六十七岁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尔高原（葱岭）。这是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天山等几个顶级山脉交集而成的一个天险隘口，自古至今就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于在夏天翻越，却让一位白发学者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这种生命强度，实在令人震惊。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岁那一年从巴基斯坦那面寻路到那个隘口的南麓，对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国老人的壮举深深祭拜。我去时，也是在冬季，还同时祭拜了比法显晚二百多年到达这一带的另一位佛教大师玄奘。那时玄奘还年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在艰苦卓绝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迈的法显前辈，就什么也不怕了。

从法显到玄奘，还应该包括鸠摩罗什等等这样的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进了一种珍贵的精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契入了中华文化。平心而论，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是缺少这样壮观的生命形式的。有时看似壮观了，却已不属于文化。

四　

　　那么，中华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吗？

　　本来，作为民间传播的宗教，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还是承受不起的问题。因为承受以接受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君主集权大国，这个问题与朝廷的态度连在一起，就变得相当复杂和尖锐。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位道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说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佛教的兴衰。

　　开始，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欢迎佛教的，他们一旦掌权就会觉得如果让佛教感化百姓静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弘明集》）。其中，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态度最为彻底，不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脱下皇帝装，穿起僧侣衣，“舍身为奴”，在寺庙里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们出钱从寺庙里把他“赎回”。而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食传统。

　　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佛教场面做得更大。据《洛阳迦蓝记》等资料记载，到北魏末年，即公元五三四年，全国佛寺多达三万余座，僧尼达二百余万人。光洛阳一地，寺庙就有一千三百多座。大家不妨闭眼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写怀古诗时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人们读了已觉得感慨万千，但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几倍。

　　但是，正是这个数量，引起另外一些统治者的抗拒。他们手上的至高权力，又使这种抗拒成为一种“灭佛”的灾难。

　　几度“灭佛”灾难，各持理由，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全国出现了那么多自立信仰的佛教团体，朝廷的话还有谁在听；二，耗巨资建那么多金碧辉煌的寺院，养那么多不事生产的僧侣，社会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三，更严重的是，佛教漠视中国传统的家族宗亲关系，无视婚嫁传代，动摇了中华文化之本。

　　第一个灭佛的，是北魏的太武帝。他在信奉道教后对佛教处处抵触，后来又怀疑长安的大量寺院完全处于朝廷的可控制范围之外，可能与当时的盖吴起义有联系，便下令诛杀僧众，焚毁佛经、佛像，在全国禁佛，造成重大浩劫。幸好他一死，新皇帝立即解除了他的禁佛令。其实，生根于中国本土的道教本身也是深厚善良、重生贵生、充满灵性的宗教，不存在灭佛的意图。太武帝借道灭佛，只是出于一种非宗教的权力谋略。

　　一百三十年后，信奉儒学的周武帝以耗费民众财力为由下令同时禁绝佛、道两教，其中又以佛教为最，因为它的“夷狄之法”，容易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又过了二百七十年，在唐代的会昌年间，唐武宗又一次声称佛教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大规模灭佛，后果非常严重，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三次灭佛，前后历时四百年，三个都带有一个“武”字的皇帝，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佛教的警惕，发泄得淋漓尽致。后来在五代时期周世宗还采取过一次打击佛教的行动，但算不上灭佛。

　　由于警惕的根基在文化，有些文化人也介入了。例如唐代大文人韩愈在“会昌法难”前二十几年就以一篇《谏迎佛骨表》明确表示了反佛的立场。他认为佛教、道教都有损于儒家“道统”，有害于国计民生。他说，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社会，比佛教传入之后更平安，君王也更长寿。他最后还激动地表示，如果佛教灵验，我在这里反佛，一定会受到惩罚，那就让一切灾祸降到我头上吧！

　　韩愈因此被皇帝贬谪，在半道上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样杰出的诗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韩愈是我很尊重的一位唐代散文家，我喜欢他文笔间的朴厚气势，但对他全盘否定佛教、道教，却很难认同。

　　捍卫儒家“道统”的激情，使韩愈在这方面的论述带有明显的臆断式排他倾向。例如他对佛教传入前后的漫长历史的总体判断，以及他误以为佛教是在炫耀信奉者的长寿，或追求一种惩罚性的灵验等等，都是意气用事的草率之言。他不明白，他所排列的从尧到孟子的所谓“道统”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一个泱泱大国的广大民众却需要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在实际展开时，往往伴有特殊的非理性仪式。儒家学者再高明，也只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极小的一部分，不应该以自己的思维逻辑来框范天下。尤其是对于他们很少有发言权的关于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彼岸世界等课题，更不应该阻止别人去思考。

　　其实更多文人没有韩愈这么极端。唐代崇尚多元并存，李白近道，却又有建功立业的儒家之志；杜甫近儒，却不亲儒；王维则长久生活在禅意佛境之中。即便是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也与佛教交往密切，公开声称“吾自幼好佛”，长与禅僧或师或友。刘禹锡同样如此，白居易对道教和佛教都有沉浸，晚年更向于佛。安史之乱之后，大量的文化精英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痛苦而追求精神上的禅定，兴起了一股“禅悦”之风，到了宋代更加盛炽。这股禅悦之风既提升了唐宋文化的超逸品位，又加深了佛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后来连儒学的自身建设“宋明理学”的构建，也受到佛教华严宗、禅宗的深刻影响，达到了“援佛入儒”、“儒表佛里”的状态。

　　至此人们看到，儒、道、佛这三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境界出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一种是温柔敦厚，载道言志；一种是逍遥自由，直觉天籁；一种是拈花一笑，妙悟真如。中国文化人最熟悉的是第一种，但如果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和审美等级上来看，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后面两种。在后面两种中，又以第三种即佛的境界更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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