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圣严法师

　　在留学日本六年以来最足以自慰的事，并不是取得了最高的学位的荣誉，乃是我以一位已经受到若干尊敬的讲经法师身分，又以不惑之年的岁数，甘心并且安心地做了一个平凡的留学僧。我既有此经验，未来的境遇如何，也就可以随遇而安，不必多费心思去考虑了。但在目前，毕竟在三宝的加护之下，在护法大德的资助之下，在同道师友的勉励和关注之下，先修到了硕士；本（一九七五）年的二月十二日，又以立正大学大学院二十四位教授不记名投票全数通过了博士论文，三月十七日，正式在立大校长的办公室内，举行了极为简单但却十分隆重的「学位记」的颁授典礼。（这项学位的颁授典礼，和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若以学士及硕士的毕业典礼那样盛大的场面而言，实在无法相比。那天上午十一点正，校长室仅到了两位教务、总务关系的职员和三位主任教授，加上校长及副校长等一共不到十人而已。原则上不接受任何观礼的来宾，我因为《菩提树》的朱斐居士希望能取得博士镜头的照片，得到特别许可，请了出身立大博士班现任驹泽大学讲师的李俊生先生，进入室内，为我拍了几张照片。这是破例的我的唯一的贵宾。但是，除了学位证书的授受镜头，谁也未穿博士服，谁也未戴博士帽，这是日本的制度，和西洋不同，在日本唯一有方帽可戴的是早稻田大学而已。所以我是以纯粹中国比丘的僧相──披了七条衣，接受了这项学位。）

　　此项学位的取得，当然是我在未来日本之前，未曾梦想到过的奇遇，即使来了日本因为它的不容易是为国际所闻名的，以我一个并未受过制度化的大学乃至高中教育的人，更不敢自信来求取这项最高的学位了。所以虽当我完成硕士学程时，已故的坂本幸男博士劝我继续攻读，同时也得到了瑞士来的善款资助了我的留学费用，但我仍和台湾的幻生法师在信中提到，只为求法求学，不为求取学位。结果，我却由于为了求法求学而真的得到了此项学位的虚名。
　　
　　正由于在接受了善款资助之后，便增加了我的责任感，使我认真切实地在东京做了六年的老学生，也使我读了相当数量的三藏教典，同时也学会了治学的方法，以及成熟了我对于中国佛教和佛教思想的认识，此一所谓成熟，与信仰行为自内证的经验，并无关联，这是把握了历史演进的原则及其所残存的资料，从实际的学术考察中，理解了佛教。此对于个人的生死问题，或者无关紧要，对于将佛法做合理化及现代化的展望而言，毋宁说要比信仰行为的传播，更为切要。换句话说，学术的佛教，是信仰的佛教的外围体系，以学术为接引的方便，始不被视为迷信。以信仰为核心的目标，庶几不致流为世间的学问。我们姑且不必追问谁与谁是学术的佛教者，谁和谁又是信仰的佛教者，大致上说，以历史的方法论来治佛学的，便是学术的佛教者，以纯信仰的传统方式及其观念来注释并理解经论的，便是信仰的佛教者。其实以信仰为入门的经论的注释工作，未必不好，而且这种工作已经延续了头两千年，甚至从今以后，仍然有其必要。但是，这样的工作者的对象，他必须先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宗教经验的自内证的工夫，方够资格，正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和华严宗的贤首大师等，绝非等于说食数宝的拾人牙慧之流。所以，纯信仰的自内证的佛教者，才是第一义，学术的佛教乃是第二义。可是，我们在对第一义的宗教经验毫不知情之际，徒自盲目地高唱第一义的口号而忽略了第二义的阐明，对于自我的修证无益，对于化导的功能，也要大打折扣了。
　 因此，我虽抱着和在台湾南部深山中掩关时的同样心境来到了日本，在这六年之中的修学的重心，却不在禅诵礼拜，而是在于学校课程的攻读以及论文的准备和撰写了。在课程方面，几乎立大为专攻佛教学博士班所开的，我都设法去听，而我所要的学分，仅选其最有把握的。依照要求，在三个学年中，修完五门即够，我却修了六门，并且六门皆「优」，故当我读到博士二年级时，坂本教授便在给立大出身的学长，台湾的慧岳法师写的信中，预言我有获得最高学位的希望。当坂本教授于前（一九七三）年春间去世之前，尚在表示着未能见到我的论文完成而感到无限的遗憾。
　　
　　后来我曾一度因为失去了指导的老师而准备放弃撰写论文的努力。幸而又在野村耀昌博士的劝慰和勉励下，继续整理资料和加紧阅读了必须阅读的书。到了去（一九七四）年新年，向野村先生拜了年，决定依照原定计划，在去年年底以前，完成论文的撰写和提出。所以由高我一年的三友健容先生开着他的车子，陪我拜访了主任教授金仓圆照博士，同时说明了请他担任我的论文指导。以往，我经常去坂本教授的府上，从未拜访过金仓教授，虽从硕士时代我便选修了金仓先生的梵文课，但因我对梵文未从初级打基础，虽学也是半路出家，加上金仓先生沈默寡言，除了上课，绝少见他和学生言谈，所以我也从未单独向他请教过什么。可是意外得很，同学们人人都不敢到他府上打扰的金仓先生，对于我的请求，居然一口答应了，并且给予不止两、三点的亲切的指示。于是，从此之后的我，便把自己每天每天地，从朝晨至深夜，紧紧地关在一间四个半榻榻米的木造的小楼的斗室中了，不再到学校上课，也不再带了冷饭和咸萝卜的便当盒，穿梭在东京的几家佛教关系大学的图书馆之间了。每月写一章，初稿送请野村先生过目，二稿则呈金仓先生指正。也就是说我不去学校上课，却每月必定要去金仓及野村两位教授的府上至少各跑一趟。当去年四月间，台湾的道安、星云、煮云、慧岳、宽裕等法师一共四十多人访问东京之时，正是我忙着的阶段，所以也未能陪他们去游历日本的各佛教圣地。至于两位教授见我如此地勤奋而努力，又怕我累坏了身体，特别是金仓博士，当时已七十七岁的高龄，当我每次打扰了他半天的光阴而收起文稿向他告别之际，总是再三叮咛地说，论文要紧，身体健康更要紧。他原来是国立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宇井伯寿的高足，早年留学德国，专攻梵文，他的专长是印度哲学，尤其是外道哲学，但他的著作及译作中，却有不少是中国佛教的文献。现在是佛教学者中仅有的三位日本学士院会员之一（另两位是干泻龙祥与山口益），所以他是日本佛教学界的长老，也是日本国家的文化财宝。我能受到他的如此器重，也是没有梦想到的事。比如我的论文审查报告书的初稿，是由中国佛教的专门教授野村博士起的草，那份草稿已经给了我的论文相当高的评价，而在金仓博士看过之后，佳评之处完全不动之外，又加上了更多更强调的佳评。此在野村先生看来，也不禁觉得意外的难得，因为金仓先生的治学态度之谨严，是众所周知的，能够对我如此，实是我的殊荣。所以野村先生特将那份审查报告书的底稿（保留了金仓及野村两位教授笔迹的）原本送给了我，作为纪念。

　　说到野村博士，他是我硕士课程时代的立大佛教学部部长，曾为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佛教史概说》写过一篇序，他的博士论文是〈周武法难之研究〉。他不像坂本先生或已故的布施浩岳博士那样地遇到中国古典佛书难解或有疑问之处，就来征求中国留学生的意见。事实上他对他所讲授的《唐高僧传》，几乎已熟到能够倒背的程度，他不会遇到疑问，同时可能也不以为中国留学生能知道甚至连他也不太清楚的问题。然在经过不断接触之后，他虽列名为我的论文的副审之一，实际上他在对于我的这项学位的完成而言，乃是助力最大、费心最多的一位恩师了。日本的大学院，也就是硕士及博士班的学生与教授之间的真正被承认有师生或师弟关系者，仅为论文的指导者和被指导者的关系，所以，我和坂本、金仓、野村三位博士的师生关系，至少是同样的了。我之得到这三位先生的爱护与照顾，以客观的立场而言，是当然之事，以我受恩的立场而言，则不能不说是由于中国僧侣这个身分的福被，也是由于他们三位先生的慈悲所致了。
　　
　　再如我在人前绝少歌颂他们的，他们却只要有机会，必定会把我的名字乃至把我拉了去，向学界的前辈介绍，说我如何地在研究某某问题，并且已推展到了某种程度。倒像他们久已成了名的大学者，反而因了有我这样一个在日本尚名不见经传的外国学生为光荣哩！已故的坂本先生是如此，现在的金仓先生则主动地向我说，盼我的论文早日出版，他除了为我写序之外，并将为我以他的全力向学术界推介。在学位颁授典礼后的恳谈会上，他也特别将我向校长做了介绍。野村先生则不但见了认识我的熟人一再地介绍我的如何如何，在我以教授会议的全票通过了论文审查的决议案后，他见了凡是佛教学界的朋友，便将我的论文通过的消息以及论文的特点，广为宣扬，好像比他自己得到这项学位更值得庆幸一样。像这样的师生之间的恩义和情谊，既有亲情之爱的流露，也有慈悲之心的感受，佛教思想和儒家的精神，似已兼而有之了。
　　
　　我在留学日本以来的六年之中，除了应该感谢如上的三位教授，另一值得庆幸的是得到了立大年轻一代学者们的诚挚的友谊，比如桐谷征一、坂轮宣敬、三友健容、仲泽浩佑、北川前肇、庵谷正享等人，都是在学术界极有前途的青年，他们在文字的润色方面，都从百忙中给我帮了不少的忙，当我通过审查之后，又高兴得什么似地为我设素宴庆祝，送我钢笔纪念。这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事了。

　　
　　说到设宴为我祝贺的，尚有旅日的华侨，也是我来到日本之后最初说了三皈依的毛庆藩居士和钮南雷居士，共同为了祝贺我而代我设了一桌谢师的素席。这在日本而言，也是破例的，因为金仓圆照博士夫妇、野村耀昌博士夫妇，都是双双到场，茂田井教亨教授的夫人因已去世，否则当可见到三位从未见过面的教授夫人，一起在那次的素席上会面了。在通常的社交场合，尤其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太太带着参加的事，是很难的，这一次在我心意上是为感谢三位老师和两位夫人的多年来的照顾与指导，但在邀请时所说的，是恳请他们出席两位居士为我举行的庆祝宴。一则这也的确是两位居士的美意，再则因为我是立正大学自一九五六年开了博士班以来的十九年之中，第三号文学博士学位的取得者。以前也不曾有过谢师宴的例子，审查教授不便出席。结果三位教授却为了给他们的一个中国僧侣身分的学生祝贺，而携带着夫人，同来为我在华侨面前增了光。这是二月二十五日中午的事。到了三月十六日，又有一位立大教授宫崎英修博士的信徒藤崎正幸氏全家，举行一个长达七个小时的晚宴，被邀的有野村博士父子、宫崎博士父子、日莲宗的独身并素食派（不受不施派）的小林智仁氏等十余人。这也是由于野村博士常常在藤崎氏面前提起我的为人，所以对我极表敬意，日本人之对我而施以敬信之礼的，也仅此一家，并且是出于野村先生推介，不是我在留日期间产生的化导作用，所以不足为道。可是施者的此一盛意，却值得我在此申谢的。另有一位高我一年的渡边信胜先生，是我留日以来最好的善友之一，他也正在为我筹备着一个包括全部立大大学院已经修完硕士以及博士学分学年的同学在内的扩大庆祝茶会。像这些日本的先后期同学，他们均尚没有取得学位，却能为了已经取到学位的外国同学而如此热心地祝贺，也许正因为我是中国僧侣而不是日本人的关系。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日本人并非完全没有忌贤害能的所谓嫉妒心，在一般而言，的确表现得极少，他们崇拜成功者而蔑视无能的失败者，所以人人也都抱着追求成功之道的决心，因为嫉妒他人的成功，并不就是弥补自己的无能失败的方法。所以日本民族的自相残杀，不是不曾有过，而其能在第二次大战战败之后，仍有今日这样的建设，因素固多，其崇拜成功者的尚贤精神，应该也是因素之一。
　　
　　为此，一位桐谷征一先生，他现在担任立大图书馆资料课长，当我论文通过那一天，知道了这项消息之后，除了立即向我道贺，同时用电话及口头马上转告了他的太太和与他熟识的人，害得我的电话铃连续地一次又一次地响了起来，好像这项学位，我是代表他得到的一样。当时桐谷先生问我，有没有立即拍电报向我的亲人报喜，我说我的亲人留在大陆，无法联络，而我第一个要报告的人，是我的剃度师，可是没有拍发电报的必要，因为对于家师而言，这是我应有的留学成果，既非意外，便无喜可报，我只是侥幸地在如所预定的期限内走完了一段平凡的留学之路而已。同时，就一个僧侣的立场而言，这仅是我在走向修学及弘化之道的一个基础点的完成，除了宜向恩师以及关心我的僧俗同道们告慰，个人实在无喜可言。因在中国佛教界，除了印顺长老于前（一九七三）年获得了日本大正大学的论文博士之后，我是获得博士虚名的第二个僧侣。若以实际来日本留学而获得学位来说，我应该是第一个僧侣了。虽然我的实学，未必就比其他留日的学长们充实，但是当此消息传出之后，仍然接到了不少来自祖国以及香港、星、马、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各地的贺电与贺函，这是我不能不感愧而又感激的事了。今天清晨，又接到留日先进清度法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因见《佛教タイフス》上登载了我得到学位的消息，所以约了大正大学的讲师吴老择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为我设宴祝贺。
　　
　　这次我之能够有此幸运的际遇，不能不感激资助了我五年留学费用的那位大心善士，有了这项善款的资助，使我心无旁鹜地，读完了我的学程。我不是一个聪慧的人，我只是能够用毅力来以勤补拙的人，因我有了可以维持学费及生活费的善款支持，不必像一般留学生那样地要为了生活而去打工，所以有人称我的读书是二十四小时制，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用我每天所有的时间来读书，方能在四年之内完成了这项学位。
　　
　　同时，我也要感谢恩师东初老人，以及国内外的几位长老、法师和几位居士，除了给我精神上的支援，也给了我不少金钱上的资助，我用这些钱，请到了《大正新脩大藏经》正编、《卍续藏经》全套、《南传大藏经》一部、《日本国译大藏经》的印度部，以及梵、巴、藏、汉、和等的工具书及参考书，使我在资料的对照阅读和检查方面，节省了不少去向图书馆借阅、抄写和复印的时间与金钱。

　　　　假如说我真的有了一些什么成就的话，那么这个成就是用上举的僧俗师友们的善心加护而堆积起来的。古人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之叹，我在东京的斗室中生活了六年，可以称作寒窗，但却得到了如上许多人的温暖的照顾，何幸如之！不过在今日的中国佛教界中，此一学位的虚名，仅能当作了无意义的虚名看待。我所寄望的，仅在以我的能够取到此项学位，来说明凡是有志向学的中国僧尼，都应得到像我所得到的爱护及成就。盼望有志向学的中国年轻一代的优秀僧尼们，不要为一时的不如意的环境所转，应当不折不挠地发悲愿心，精勤于佛法的修学，三宝是不会辜负我们的。虽然在逆境的折磨及逆缘的打击之下，只要我们所发的是为求法为弘法的悲愿，一切都会如愿成就的。
　　
　　今日日本的佛教，未必尽如理想，如果不以中国传统佛教的生活型态来要求日本佛教，至少日本佛教尚没有中国佛教那样多的使人忧虑的地方。日本僧侣，虽未形成所谓僧侣阶级的制度，但其方式已颇类似印度的婆罗门，是以世袭来维系其宗教师的传承，故无绝代之忧。日本僧侣除了专职的教务行政人员，均有他们寺院以外的其他职业，故在万一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变动之时，他们也无虞于生存的保障。正由于父子相传，所以老一辈的无不想尽方法培育他们的下一代，故在僧侣的教育水平方面，年年都在提高。由于进入寺院并不等于进入未开拓的事业境界，纵不乏僧侣之子不愿继承父职的事实，却仍能使得一般家庭出身的青年走进寺院为僧，通常而言，这些青年比出身于寺院的子弟之为僧侣者更为优秀，他们可能结婚，却也有终身不结婚的，当他们加入僧侣圈中之后，往往都在其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出卓越的才能。
　　
　　日本的各大宗派，均有他们各宗所创的大学，这些大学在明治时代以前，都是各宗的所谓「学林」的专宗学院，由于明治时代的日本佛教界，伴着维新运动，派选了一批优秀青年到欧美各国学回了新的治学方法和研读梵、巴、藏等佛典的语文工具，至大正年间，那些「学林」便正式改成了大学的规制。他们由学林、派留学生而至大学成立的过程，大约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之后，便利用他们自己的教育设施来大量地造就人才了。根据东初老人的《中国佛教近代史》第二十九章所载，中国留外学僧是自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开始，派遣地区有日本、西藏、锡兰、印度、泰国、缅甸等，迄今也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再说到日本的佛教现状，看来似乎是走着两条路：一是宗教信仰的寺院佛教，另一是学术研究的学院佛教。可是，大学中的学院佛教，是在寺院佛教的支持及监督下向前推进，寺院佛教的僧侣，又是在学院佛教的基础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大学中仅提供一般教育的基础和准备高级佛教学术人才之养成的基本训练，它没有使得学生成为宗教师或传教师的义务，故请不要误会进了日本的佛教所办的大学四年之后，就能成为优秀的弘法人才。日本的传教人才的养成，另有各宗专门的养成所，以大学毕业的青年僧侣为对象，施于一定期限的佛教生活教育及弘传教义的方法教育。因此，我们可说，日本的寺院佛教与学院佛教，乃是一体的两面，是统一调和的，不是分道对立的，然在统一的调和之中，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分际。比如教团行政的领袖，未必拥有博士学位，甚至他们也没有此项要求的兴趣，大学中的著名教授，虽也属于各宗的僧侣身分，但却绝不插足于教团的行政权职中去。各守本分，彼此尊重，而在原则上，寺院佛教是主体，学院佛教是客体，主宾之间，相得益彰。
　　
　　上面提到的佛教学部的四年大学教育，不是为了造就优秀的弘法人才，是在提供一般教育的基础和高级佛教学术人才之养成的基本训练。一般教育的基础，与普通的大学没有二致，高级佛教学术人才之养成的基本训练，便有所不同了，比如佛教历史、佛教教义、佛典所用的专门语文，均从初步而传授到中级的阶段，为高级的分科研究做预备，进入硕士课程，方为高级的入门。因此在日本的佛教学部的四年大学过程中，在佛教教义的灌输方面，尚在概论的阶段，比起国内的佛学院，往往讲大经大论的标准，日本的确逊色。可是在佛教史学知识的训练、佛教专门语文的基础训练、治学方法的训练方面，国内的佛学院是无从相比的。因此，今日的台湾乃至中国系统的海内外，固然尚未创办佛教的大学，如果创办起来，教授的人才，便成为大问题。讲经讲论，讲治学方法，我们不乏僧俗大德，讲各种语文──梵、巴、藏、汉、英、法、德、日等佛典及著述的对照研读、比较研究，我们为了预备筹办佛教大学，便不得不竭尽全力，选拔优秀的僧俗青年到外国去留学了。否则从外国请了专家来教授，固然是好事，恐怕由于语文的隔阂而无法达成理想的。
　　
　　再说到以历史的方法论来研究佛教教义的变迁消长，已是近代世界的共同特色。我国的太虚大师是这一特色的反对论者，也可以说太虚大师仍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佛教的态度，虽高唱着法义研修的重要性，终究是偏于信仰的，而非学术的。印顺法师以为历史的方法的本身的价值是无可否定的，问题是在像胡适之流以主观的推测和假设，来误解了历史资料的真义。在今天的日本佛教学术界，像胡适之流的势力已不及与印顺法师持同样态度的高了。作为一现代的佛教学者，应把信仰和学术分成两个层次，尤其是一个僧侣身分的佛教学者，在治学的责任上，宜对知识做忠实的研判，在信仰的传播上，宜对信众做自内证的宗教经验的引导。前者是研究室的态度，后者是佛坛上的态度。前者是第二义，后者是第一义。两者看似矛盾实则一贯。若将此两者混淆了的话，我们的学院佛教，势将永无成立的希望了。
　　
　　当然，在我留日六年之后的今天，尽量注意他们的长处，不想挑剔他们的短处，为把他们的短处介绍出来，无补于我们，不如不介绍的好。（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写于东京，刊于《菩提树》月刊二七期）

转自《龙泉之声》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