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史皮尔

By Michael Szpir 

访谈背景 

心理学家丹尼尔•葛尔曼在与《美国科学家杂志》（网络版）资深编辑迈克尔•史皮尔的交谈中，提到心理治疗中佛教修习疗法的应用正在增长，以及向在校学生和团体机构里的成年人进行“情商”教育的益处。（译者注：2004年初，丹尼尔•葛尔曼在《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心理治疗逐渐青睐佛教疗法”的论文，故而有此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访谈。） 

引  言 

1995年，心理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丹尼尔•葛尔曼的著作《情商》一书出版发行。该书阐述了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也就是如果想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成功，情商（EQ）比智商（IQ）更为重要。该书的出版极大地普及了这一观念，也为丹尼尔•葛尔曼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也许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宗教或灵性修行，会像佛教一样如此仔细地探究心灵的结构。佛教对人类心灵进行了再再剖析，以类似于最严谨精密的科学分类法的方式，将人类心相续的烦恼进行了准确地分类，即常言的八万四千烦恼。如果降服了这些烦恼，就可以使内心得到升华。这些烦恼中的五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嫉妒，与西方发现的破坏性心理状态虽不是完全相同，但也比较类似。 

佛教对心灵认识的彻底性，以及佛教出家人所安享的内心祥和，吸引了很多西方科学家，他们希望借助佛法促进人类情绪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探索通往精神健康的新途径。 

去年年底，本刊资深编辑迈克尔•史皮尔采访了丹尼尔•葛尔曼，听取了他对近期发生的脑科学与东方佛法交汇的看法。 

访谈问答 

迈克尔•史皮尔（以下简称史皮尔）：佛教理论和西方学说对心灵各有阐释，您是怎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的？您认为自己是个佛教徒吗？ 

丹尼尔•葛尔曼（以下简称葛尔曼）：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当时我获得了博士生出国游学奖学金的一次资助（福特基金会提供），加上后来攻读博士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之时，我先后在亚洲，尤其是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呆了足足2年多时间。在那里，我把东方宗教当作心灵理论来学习。但我惊奇地发现，这些鲜为人知的宗教核心理论其实是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的心理学体系，最典型的就是以《阿毗达摩》为代表的佛教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描述了心灵如何运作，这种运作如何引起苦的状态，以及灭苦之道（特别是禅修）。自然，我在西方心理学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知识，即使它已经被充分运用并持续存在了1500多年。（西方心理学傲慢地认为心理学理论于20世纪初才产生于欧洲和美洲。） 

等回到美国，我开始对这个体系进行阐述，譬如我的第一本书《禅定心灵》，以及我参编的一本人格理论教科书，也包括我投给一些无名杂志的稿件。同时，我开始研究用禅修方法治疗应激性反应（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内容）。我想起在当时，同事们对此都不太感兴趣。但无论如何，从那时起我开始禅修，这些年也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我尝试过很多种不同的禅修方法（这也是我著作的主题），有些年我一直在练习一种叫“正念”的佛教修行方法，但最近我一直在向藏传佛教的师父学习。最新科学研究发现，禅修可以促进正面积极的神经重塑，使人每天都有更好的心情。这也促使我花更多的时间来练习禅修。 

史皮尔：在东西方阐述心灵的学说之间，存在不少巨大的鸿沟亟待跨越。其中一个鸿沟就是：西方科学建立在第三方的客观方法基础上，而佛教修行则完全建立在第一方的主观方法基础上。怎样解决这种差异呢？您认为建立一个新方法或进行科学革新是否有用？ 

葛尔曼：在认知神经科学的领域内进行心灵探索时，大部分研究数据都来自于整合个人的体验（第一方）与测量结果（第三方）。最近，约克大学的佛朗西斯科•维若拉与同事艾文•汤普森等，提出一种叫“神经现象学”的整合方法。这种方法完美地把第一方（个人）体验、训练有素的第二方（即与第一方对话者）和标准的第三方（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检测，即FMRI。）结合在一起。在拙作《破坏性情绪》一书中，维若拉简单地描述了这种方法。他指出该方法需要高度训练有素的心灵观察者，并认为经验丰富的禅修者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史皮尔：近来，使用佛教禅修方法进行心理治疗非常流行，您认为其原因何在？我猜您不会认为这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赶时髦现象。 

葛尔曼：过去60年来，断断续续有些心理医师在使用禅修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其原因是有一小批心理治疗医师开始接触和认识禅修（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亲身尝试过禅修）。近些年来，这方面的应用在显著增长，有更多的心理医师开始使用它，他们对禅修的兴趣远胜往昔。例如我妻子塔拉•班尼特•葛尔曼，她写了一本怎样整合正念修行与认知疗法的书，即《情绪点金术》（Harmony Books出版社，2001），此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她也经常应邀去教导心理医师这种整合方法。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正念禅修已经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认知疗法中，特别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弗瑞•施瓦兹开展的研究，他成功地将禅修应用于强迫症的治疗；而剑桥大学的约翰•蒂斯岱则报道，禅修使重症慢性抑郁症患者的复发率下降了50%。 

史皮尔：佛教提出了“烦恼”的概念，在我理解起来，这个概念是指阻碍人们认知实相的意识状态。在您的书中，您谈到了有关“烦恼”与所谓“破坏性情绪”这一西方概念之间的微妙关系。我很想知道，这些佛教观点能否促使某些西方科学家去重新思考有关情绪或者其他意识状态的看法？ 

葛尔曼：“烦恼”，例如嗔恨，与其说它“阻止”人们认知实相，不如说它歪曲了人们的认知。认知心理学中也有极为类似的说法：当人们被强烈的负面情绪（譬如嗔恨）控制时，就会发生记忆扭曲（人们最容易记住厌恶之物，其轻易程度远超过记住喜爱之物。）、选择性注意（当人们特别去注意某物时，通常是因为不喜欢它。）等等。佛教认为这样状态就是烦恼的状态，因为它使我们对实相的认知发生扭曲，并导致内心失衡。 

另一方面，西方对“破坏性”情绪一致的定义是：能导致人们做出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情绪，无论它是什么样。相比之下，佛教“烦恼”观所阐述的可能是更细微的“破坏性”情绪，但这种看法能否被西方科学体系所接受仍有待观察。 

史皮尔：在《破坏性情绪》一书中，您讨论了为何佛教“无我”观能指导以科学为基础的心灵观。您能否对此稍加阐述？ 

葛尔曼：“无我”是指不存在“心灵的主宰者”，控制心灵的更像是一个争权夺利的委员会。也就是说，“自我”并非一个固定的、永恒的、可控的实体，而是心灵的海市蜃楼——实际上不是真实的，仅仅是看似存在。尽管这个概念似乎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违，但它实际上说的就是解构“自我”，而认知神经科学在剖析心灵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文•明斯基写的“心灵群体”）。因此，比起上世纪西方的主导观念，佛教构建的“自我”模型与这些研究数据更为匹配。 

史皮尔：在书中，您的一个评论深深触动了我，就是您认为西方科学倾向于认为人性是阴暗的。例如，利益他人被西方科学看作一种进化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遗传适应性（就是说利益别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益自己，因此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然而，佛教却强调应该以慈悲为人们言行的重要动机。您认为科学怎样才能，或者是否能接纳积极的或佛教的人性观念？ 

葛尔曼：其实心理学已经引入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观点，尽管不是从佛教引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率先在心理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大运动，他号召大家更多地去研究积极健康的情绪状态和经验，例如理想状态时的“流（flow）”体验，以及慈悲心这样的积极动机。而这场运动也纠正了上个世纪以来，心理学主流对负面状态及功能障碍的过分关注。 

史皮尔：企业界似乎非常迅速地接受了情商的概念，但我觉得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提高承受底线或提高晋升技巧。这是不是有点儿讽刺的味道？ 

葛尔曼：我自己对情商的兴趣以及《情商》这本书的重点都在于教育。我感觉到，强有力的经验案例已经表明，以学校为基础的社会与情绪教育计划能够帮助孩子们积极健康地成长。一般来讲，家庭教育很难有效地帮助孩子获得生活技能，譬如自知之明、自我调节情绪、移情作用以及相互合作等等；而这些教育计划则与学校教育结合得天衣无缝，并能提高孩子们的生活技能，减少像吸毒、暴力、青少年意外怀孕、以及辍学等危险行为的发生率，而且似乎还可以提高学习成绩。 

在下本书《情商为伴》中，我想以情商在工商业方面的应用为主题，说明最成功的人其实就是熟练掌握了上述生活技能的人。我希望企业机构在他们的培训课程中加入这方面的技能培训，换句话说，开始提供社会智能和情商方面的成人教育。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形之佳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工商业界中一些小企业现在已经这样做了。虽然这事儿可能有些讽刺的意味，但这也是我的远大目标所在。 

而且，撇开动机不谈，如果拥有更好的生活技能，就能使人人都受益，譬如具有很好移情能力的人，无论当经理、还是做父亲都一样能利益别人。（译者注：“移情”是一种心理现象，指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此处似可指经理能够将心比心体贴下级、父亲回顾自己的童年后能够关爱儿女的需要。） 

史皮尔：去年9月在麻省理工大学，举办了一次认知科学与佛教学者的交流会议。您认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葛尔曼：这次会议在“心灵和生命”学会的赞助下举行，其目的在于促进高级禅修者与认知神经科学学者（也包括其他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包括大学教师、研究生、博士后、临床医生和学者在内的近800名专业人士参会， 另有1400人希望参加而未能如愿。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酝酿和促成了许多相关研究计划。此外，还将成立一个面向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夏季研究学会（仿照冷泉港会议的模式）。同时还组建了一个大约有400位研究人员参加的、非常活跃的网络讨论群。 

史皮尔：您能稍微谈谈您的下一个工作计划吗？您现在在做什么？ 

葛尔曼：我正在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沃伦•碧美斯一起合作写一篇文章，讨论在团体机构中的公正坦诚文化，这种文化可以有效防止群体思维、思维盲点、舞弊（导致安然公司倒闭和其他公司丑闻的元凶）、不受控的天主教会恋童癖事件、以及哥伦比亚号和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等等负面事件。

来源：http://www.buddhanet.net/psychotheraphy3.htm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慧灵、圆悲

校对：圆贤、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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