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中国大地上,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 一是军人,二是商人,三是诗人,四是僧人。军人奉命,商人逐利,远行的目的比较浅显。诗人的远行就深刻得多了,因为他们的步伐踩踏到了精神领域；然而相比之下,精神目的更为明确,因此也走得更为艰苦的却是僧人。
各位朋友:
今天是1997年的第一天,非常有幸,能在佛光山,开始新的一年。
星云大师告诉我,在座的很多朋友都读过我的书,因此他希望我向大家谈谈与自己有关的内容。其实我本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可说的只是,我是一个文化旅行者,走过很多地方,而且今后还会一直走下去。经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学者,你跋涉万里的动力来自何处?你遇到艰难时想得最多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多,但其中至少有一个答案关系到古代的佛教旅行者,我经常在他们的事迹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
在古代的中国大地上,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 一是军人,二是商人,三是诗人,四是僧人。军人奉命,商人逐利,远行的目的比较浅显。诗人的远行就深刻得多了,因为他们的步伐踩踏到了精神领域；然而相比之下,精神目的更为明确,因此也走得更为艰苦的却是僧人。
这些远行的僧人,不像军人、商人那样成群结队,大多是形影孤单；也不像诗人、文人那样总有诗文记行,大多是默默无声。但正是他们,一年一年走下去,终于走出了惊人的精神成果。但是,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遥远的开创者常常被后世淡忘,即便是今天充分享受着这些精神成果的人们,大多也不了解历代远行僧人们的贡献。这种情况,常常给我一种悲壮的激励,使我能以别样的眼光面对旷野大漠。我想,离开了旷野大漠里的最初脚印,是很难真正解读那些精神成果的。
那么,历代的远行僧人们究竟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精神成果呢?
一、穿越闭塞,走向开阔
长久以来,华厦大地是十分闭塞的。闭塞的原因既有自然地理方面的,也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北方是茫茫的西伯利亚针叶林,西北是沙漠,西南是高原,东南方向则是未敢认真进入的凶险大海。农耕文明的春种秋收、时序循环,儒家伦理的聚族而居、不尚远游,封建大一统的四海归心、莫非王土,都从多个角度强化着闭塞。更严重的是,这种闭塞不仅对外,而且也对内。厚土观念、籍贯意识、辈分序列,长久地使每一个中国人在狭小的空间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定位,而这种生命定位常常是排他的,因而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自卫性对峙系统,延伸到每一个社会领域。由此,人人战战兢兢又虎视眈眈,每天都可找到成百上千个引发纷争的理由,而对于纷争的对手则隔阂重重,无从沟通,对于自己生存环境之外的世界更是漠然无知,一旦偶然遭遇,往往打得头破血流还莫名其妙。以小见大,历史上一次次的摩拳擦掌、明争暗斗、金戈铁马、烽火狼烟,至少有一半由此而生。
事实证明,闭塞是诸恶之源,因为闭塞增添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盲目的对抗性和互伤性。这正好与佛教的理念相背悖,所以历代佛教旅行家的长途跋涉,都包含着突破闭塞的精神使命。法显大师、玄奘大师和鉴真大师就是最好的典范。他们的脚下没有边界,他们的心中没有对手,这种开阔使人们乐于彼此沟通,乐于景仰人类的共相,乐于挣脱人世间无谓的纷争,在我看来,这便是大善的起点。这种效果,比远行的目的--取到某些经典更重要。许多僧人没有法显大师、玄奘大师、鉴真大师走得那么远,但他们大多也起到了突破闭塞的作用。我儿时在乡间,见到散落四处的小庙,见到路上的游方僧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实在是对那些贫困村庄和村民的巨大恩惠。固守穷乡僻壤的村民从游方僧人的匆匆脚步和谆谆教诲中渐渐懂得,庸常之处居然还有天地,生死之处居然还有平静,仅仅这点开阔,就已经是对陷于狭窄的灵魂的救赎。由此可见,任何走向开阔的人都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开阔。精神空间是一种共享空间,一人的博大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空间的剥夺,恰恰相反,只能是共享博大。
佛教旅行家要穿越闭塞走向开阔,常常要付出难以想像的辛劳和牺牲。我每次读法显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会重新受到巨大的震撼,一具骨肉之躯为了万里求法居然能克服那么大、又那么惊心动魄的经历不必在此复述了。我只想提一提他们的空间成果。法显大师是在六十五岁的高龄上出发远行的,他的行程,除了走通了中国西北部的白龙堆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帕米尔高原,而且还经历了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最后再穿过中国的南海、东海回来。
在列出这每个地名时我们都必须用自己的心衡量一下其间的重量。这一些地方本来还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地理视野,在法显大师走通之前,只意味着屏障、屏障、屏障,永远的屏障,万古不摧的屏障,但是,那么多屏障居然被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全部打通了!从此,中华文明便与亚洲其他几个文化群落从地理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接通了血脉。法显大师给了中国人一个闻所未闻的大空间,也给了亚洲其他地区的人一个闻所未闻的大空间。也就是说,他凭着一己之力,把无数民众从狭隘中释放了出来,既是空间的释放,又是精神的释放。这就难怪,后来玄奘的万里苦行,一直以法显为楷模和动力。
唐代高僧义净曾经说过: "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正路。"法显和玄奘不仅从神州走到了城外,而且在城外仍然不停地寻路开拓,把所到之处的种种屏障也都一一走通,即便在异国他乡,也仍然是名载史册的探求者。我读到过一位印度学者的著作,他认为,要完整地研究印度史,都离不开中国古代僧人的旅行著作如《佛国记》、《大唐西域记》。
出于对古代佛教旅行家的崇敬,几个月前我到了新疆喀什,那是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过的地方,今天一看,还令人震动。东边是浩大无比的沙漠,西边是高入云霄的帕米尔高原,不管哪一种都需要徒步跋涉几个月,都是九死一生的巨大冒险。当佛教旅行者一旦把壁障走成通道,东亚文明就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发祥地直接沟通了,这种沟通的历史意义无与伦比。在喀什,随处都可遇到这种沟通的斑斑遗迹。梁启超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史时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有两次与世界上其他智慧系统的大交汇,第一次是晋唐间的佛学,第二次是明朝晚期的历法和算学。其实第二次也是以宗教为媒介的,主角是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当悠久的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群落(如印度文明、欧洲文明)一沟通,世界历史就从整体上进人了新阶段。由于我置身沙漠和高原的缝隙中感受到了这种沟通的极度艰难,因此,开始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深入中国西部的欧洲探险家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也产生了敬意。过去,我曾为他们拿走了太多的敦煌文物而心存不快,现在,不快犹在,却又增添了对他们的理解。他们是凭着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以生命的代价来来去去的,并不具体代表哪一个国家。
从闭塞走向开阔,这并不仅仅是古代的事情。到了今天,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闭塞的外部原因已渐渐消失,而内在原因却未必容易消除。固步自封、以邻为壑,尽管与古人相比,现代人可以轻易地驰骋国际、熟知天下,而内心却常常拘囿自闭、互相觊觎,让自己和别人都不快乐,这样的人物不是处处可见么?为此,有的现代勇士还要以古代佛教旅行家为师,以万里徒步给那些不快乐现代人以启发。上海探险家余纯顺已经独身徒步跋涉了整整八年,去年终于倒在罗布泊。他死时的姿态正如他曾预告过的,面对着上海。我想他是在向一座城市进行摆脱自身局限性的提醒,一种既是古代又是现代的提醒。因为谁都知道,上海这座城市本来是以开放起家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渐渐夜郎自大起来,在自鸣得意中表现出一种现代的闭塞。这个提醒由上海人自己来做比较合适,而提醒的方式居然不是语言,而是脚步。余纯顺执意要让自己的左邻右舍看一看,上海人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他在去世前的一次报告中专门提到: "现代世界上走得最远的是阿根廷的托马斯先生,但托马斯先生已经年老,这个纪录应该由我来打破,因为我们历史上有过法显玄奘。"看来上海人接受了余纯顺先生的提醒,他的小小的遗物展览才几天就拥挤了几十万人。
二、穿越孤独,关爱世界
佛教旅行者要向世人呈现一种生命的无局限状态,削发修行,解除了自己原先的家族定位、姓氏定位、籍贯定位,只剩下洒洒脱脱一个人。但是,这种洒脱中又必然包含着某种孤独感,因为自己主动撤离了原先可以随时依靠的各个方位,各种坐标,一时变得孤立无援,而当他们开始旅行的时候,这种孤独就更加明显了。大家知道,玄奘大师旅行到最艰难的地区时甚至连最后的向导都逃离了,只有自己一具柔弱躯体挣扎在不允许任何生命生长的沙漠中。沿途伴随他的,只有一具具白骨和不知何年何月留下的驼马粪,他把白骨和驼马粪当作向导。我还读过近代一些佛教旅行者的日记或笔记,他们也是大半辈子陷于孤独之中。
但是,从玄奘大师到他们,似乎很快就摆脱了孤独感。原因是他们对于凡俗红尘有千种透彻的认识,懂得真正的孤独是在互不关爱的拥挤热闹之中。我有一位叫刘雨田的朋友十几年前离开城市独自到沙漠旅行,他反复告诉我的一句话是: "在街道间我感到孤独,在沙漠里我感到充实",我思考很久,大体理解了他的意思。刘雨田先生说,他最盼望的死亡是在某个早晨,在茫无人烟的沙漠中,筋疲力尽的自己突然凭着第一缕晨曦发现了一具千年前遗留至今的骆驼骨骼,慢慢爬过去,抱住它,然后笑眯眯死去。前不久我从电台广播中得知,他已在沙漠中死亡,但我不知最后的场景是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那真是凄美极了。但是我知道刘雨田先生并不是为了摆脱自己在街市间的孤独才出走的,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完全不必如此辛苦,也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为什么如此迷恋千年前的骆驼骨骼?他是在寻找千年前的同路人。他和千年前的同路人都在赶路,赶路总有彼岸,彼岸便是一个崇高的精神天地。他不喜欢街市间的众生不问彼岸的匆匆忙忙,因此需要在荒野大漠中去体验生命的珍贵。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获得这种体验,因此由自己来作示范。说到底,他是用远离生命、奉献生命的方式在定义着生命。所以他在沙漠中一点也不感到孤独。
由此联想到,古代的佛教旅行家更不会有孤独感了。他们即便在孤身一人时也在引渡众生。他们是忘我的,而世界上一切忘我者都不会感到最终的孤独。
这一点,正可与不少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现代艺术家形成对照。这些艺术家表面上过得热热闹闹,他们心底的孤独却可能很强烈；宗教家过得很安静,却并不以孤独为终点,其间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一份永久的关爱。因此,我认为真正的艺术大师也应该有宗教情怀。既非艺术家,又非宗教家的凡人也同样如此,如能身处孤独而又不失对众生的关爱,便是最佳人生状态。
不管是什么人,能够身处孤独而不失对众生的关爱,已经具备一种宗教情怀,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极高的审美价值。这里有一个让我感动的例证。云南昆明滇池曾有很多海鸥栖息,前些年由于人们的种种不友好行为使海鸥渐渐离去。曾有人发动市民开展一个挽留海鸥的行动,开始有效,但久而久之大家也厌倦了。但是,有几个经常去滇池边玩的大学生发现,有一位老人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每天坚持在悄悄地饲养着海鸥。他按时步履艰难地来到水边,从手提包中取出早已捏成碎粒的饼干,极细心地招呼海鸥过来。有一天,一位大学生发现,老人的步履更艰难了,十分感动,就顺手拿起相机为他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老人破例没有来,第三、第四天也不见踪影,大学生感觉不祥,朝平日老人来的方向打听,终于知道,老人已在日前去世。他们来到老人居住过的小屋,简陋狭小,人们告诉大学生,这个独身老人这些年的唯一事务就是关爱海鸥。大学生震动之余,就把那帧最后拍摄的照片放大到与真人一样大的尺寸,竖立在水边,旁边写了行字?quot;老人已去,让我们接着来关爱海鸥。"没想到照片刚刚竖起来,无数的海鸥立即围拢过来,绕着遗像一圈圈盘旋,有两排海鸥整齐地排列在遗像跟前,宛若仪仗队。我在电视的新闻报导中看到这个镜头,感动不已。我想,这个老人在孤独之中献出了一份真诚的关爱,连海鸥也不再让他孤独。我不知道老人的宗教信仰,但他的最终的生命方式极具宗教美感,令人动容。
我想,在漫漫红尘中,世事艰难,人生不易,我们很可能是滇池边孤独的老人,很可能是无助的海鸥,也很可能是旁若无人的大学生,互不理会,百无聊赖,不小心还会互相伤害。但是,只要其中一人渗透出一份爱心,全局立即改观,一种慈悲的能量进入了人心传输网络,彼此敏感,互相叠加,最后谁也不再孤独。请看滇池边那个动人的镜头,从未用语言沟通过的三方,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不管是人类还是非人,全都因关爱融成了一体,连我们也都愿意去参与大幅照片前的仪仗。
人生的大孤独,就是这样被战胜的。天地间的芸芸众生,没有哪一个可以不被关爱,包括飞禽草木在内,连他们也有灵性,给关爱以回报,当然更不待说人类自身了。这种仪仗,其实天天都有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世间由此而变得十分美好。
老人每天从自己的小木屋走向水面,风雨无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从无止息,在我看来,这便是闹市间的万里行脚。在他的脚步间,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佛教旅行者的依稀踪影。所?quot;舍身求法",那个法未必是书面文本。滇池边那个天人感应的仪仗,不就是世间大法的显现?因此,在我看来,古代佛教旅行者浮动在万里荒漠间的身影,就是法之所在,用现在的话来说,也是人类终极关怀之所在,就我本人而言,也是我终身仰望之所在。
三、穿越荒凉,营造胜景
讲到这里,我显然已经绕不开美学问题。远行的僧人不管是以开阔战胜闭塞,还是以关爱战胜孤独,其结果都是一个宏大的精神境界,这个境界不仅善,而且美。世间的大美总离不开人类的精神追求,没有这种追求,浩瀚的沙漠和雄奇的群山只是一种无生命的存在,至少只是一种未被开发、未被唤醒、未被点化的美,因此也就无所谓美。由此可知,远行的僧人们的脚步和记述,正是在对沉睡了亿万年的大地进行着开发、唤醒和点化。
但是,远行僧人们还不满足于此。他们在作精神追求的同时,还要留下一些外化形态,留下与精神追求相呼应的可视形式,使美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具体。这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另一份特别的尊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少人有一种误会,认为佛教是追求清苦、摒除美丽的,但我在旅行中无数次地感受到,凡是寺庙、道场所在地,风景总是特别美丽。从各寺院留下的史料、石碑来看,大多是一位德行深厚的游方高僧发现了这个地方,虽然荒芜未开却气势独具,便立庵建寮。开始往往只是一个草庵而已,经数十年努力渐成规模。现在我们站在这些庙宇的大门前四下眺望,不得不佩服当初的游方高僧对自然美景的敏感和抉择。另一种情况是起初景观平平,由于多年来精心设计筑造,寺院、山路、花树搭配得无限巧妙,变成了一个人造美景。结果,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成了一个规律: 凡有美景必有寺庙,凡有寺庙必有美景。
荒凉贫困的大地,堪称美丽的地方在总比例上是不多的,但居然如此亲切地与佛教共依共存,谁还能说佛教是摒除美丽的呢?
更让我感动的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命运坎坷,统治者一再地贬佛灭佛,佛教寺院不得不从都城通衢流落山野,但流落山野依然营造美好,用自己的伤痛换来了山川秀色,实在是一种极为慈悲的美学精神。
我在好几篇散文中都已提到,今天名传天下的许多名胜,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之所以能在连绵不绝的战火中一再修复,绝大多数都是靠着僧侣的努力。历史记载告诉我,僧侣为保存美景,长期承受着山间猛兽和自然灾害的侵袭,他们往往衣衫褴褛、面容枯槁、食不果腹,但他们却成了山川秀色的永久护法,为我们这样的后代旅行者造福。
不仅如此,僧侣们还会以最美、最艺术的方式弘法。我无法想像,如果删除了佛教艺术,中国的雕塑史、绘画史、建筑史将如何书写。僧侣们以惊人的智慧选择了一种最有效也最高妙的弘法方式,他们深知佛教是众生的宗教,大量的信徒无法读懂理义高深的经典,于是决心把经典深义化作直觉造型。乡间不识文墨的善男信女可能连天天诵念的《心经》都不甚明白,但当他们进入到一种肃穆庄严的建筑气氛之中,抬头仰望高大而又慈爱的佛像,一种平静的普遍关怀从佛像的眉宇间散布出来弥漫殿宇,他们也就在一刹那之间领会了佛教的基本精神。
这种将理义付诸直觉的高明方法,是美学的至境,却正是由僧侣们营造出来的。我认为佛教对于中国美学的贡献,无论在普遍性还是在高深度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们日常所见的风尘仆仆的行脚僧侣,他们心中大多埋藏着一个美丽的天国,而他们又善于把这个天国与自然美景和艺术创造连在一起,使美丽的天国走向了人间。
这种惯例,使我们每到一个胜景所在总会不由自主地寻找晨钟暮鼓、木鱼经诵,如果找不到就觉得少了一份神韵。近年新发现的一些风景点的最大遗憾,也在这里。
其实,营造可视的美景和不可视的美景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佛教以风景之美、佛像之美映照出佛理佛法之美,佛教人格之美。这是二种健全的美学系统,我与各个佛教胜地、各位佛学高人,包括这次与佛光山和星云大师的接触中就强烈感受到这种覆盖处处的美学系统的存在。因此我要说,佛教其实是一种美丽的宗教。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旅行者的我就在一路上一直寻找着前辈远行僧人的脚印,越来越觉得这种寻找与我在文化领域和人格领域的寻找其实是一回事。今天我终于到了佛光山,这是我万里寻找的重要一站。过些天还会到花莲的慈济去,把我的寻找继续下去。
谢谢大家。
附注: 据最近消息,刘雨田先生还健在,并徒步穿越了罗布泊,以前所获得的消息不确。
转自《龙泉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