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洒进小屋，90高龄的钱学森又开始了工作。虽然因行动不便卧床多年，钱老的工作却从未间断。身边的人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工作台。现在，他就倚靠在床头翻看刚送来的报纸。花白的头发虽已稀疏，双眼却依然闪烁睿智的光芒。
这是一个空阔澄明的季节，一个散发着丰收的清香的早晨。为了祖国和人民，在科学领域辛勤耕耘70多年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又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他永不停歇的思考、探索……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诺言。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的学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年后，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硕士学位。
贫弱的祖国，沦为常被耻笑的对象。当一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只会抽鸦片、裹小脚，愚昧无知时，钱学森热血奔涌，噌地站起，对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国同学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伸伸舌头，一个人也不敢应答。他们谁也不会忘记，当没有一个人能解答一道复杂的动力学题时，正是这个钱学森轻而易举就给出了答案；当全班都在抱怨试题太难，大部分人考不及格，准备找教授说理时，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位中国学生工整清洁，没有任何错误、圈改和涂抹痕迹的试卷。
带着为国争光的一股冲劲，钱学森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6年，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钱学森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的正教授，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和舒适的生活。
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
多年以后，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的坎坷。
骚扰、阻挠纷至沓来，美国当局动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让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
坐牢、软禁，恐吓、跟踪，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无法让钱学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无畏的斗争。面对检察官的无理指责，钱学森掷地有声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钱学森的长期抗议和祖国外交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钱学森登上了归国的航船。
“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挑衅，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新中国迫切需要强大的国防。
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的设想。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听到总理称自己为“同志”，钱学森心头涌起一股热潮。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钱学森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半年多后的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简短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向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了“导弹概论”。新中国曲折而辉煌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正式启动。
这是一条艰辛的探索之路。当时的中国物资匮乏，人才奇缺，只能借助前苏联的支持，从仿制入手。1960年，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前苏联却突然撤走了全部专家。
黑云压顶，进退两难。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这字字千钧的话语，震动钱学森的心坎。5年前在东北参观时，陈赓大将曾问他，我们自己能不能造火箭、导弹？钱学森回答说：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同样能造！
困难，激发起的只能是强者的斗志。钱学森和他的同事们毅然承担起研制中国自己的导弹的历史重任。多少个白天、黑夜，多少次测算、试验，凭着中国人的志气、勤奋和智慧，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下前苏联专家有意留下的一个个难题。
科学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误差。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
众志才能成城。为了发挥大家的才智，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老总们几十年都念念不忘。大家畅所欲言，枯燥的讨论会开成了心情舒畅的“神仙会”。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试验成功。这一天，离钱学森回国仅仅5年；离我国正式启动导弹计划不过4年。而美国为了这一步，花费了近10年时间。
钱学森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导弹试验成功不久，他就开始思考我国导弹事业的长远发展规划，着手研究原子弹和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爆炸试验。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正式建议：早日制订人造卫星研究计划。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因此被代称为“651工程”……
进入80年代，他和其他科学家一道，推动了“863”计划的实施。进入90年代，他建议组建科技公司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张发展第四产业———科技和情报信息业，关注祖国的煤炭地下气化技术，倡导建立精神文明学。对正在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他以一个科学家的冷静提醒：虽然开发是全面的、综合的，仍然要以农业发展为基础……
1991年，中央组织部把钱学森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并列为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钱学森得知后彻夜难眠：“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会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
（原载《人民日报》 2001年09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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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12月22日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80年10月14日發現的一顆國際編號為3763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錢學森星”。
早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四日，钱老就在上海对《自然杂志》编辑部说，他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表示支持，并建议成立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究会。他说，对中医理论要进行科学研究，对气功要进行科学研究，对特异功能也要进行科学研究，最后都可归结到人的潜力上来。对于中西医结合、气功和特异功能，是有不少反对意见的。这也没关系，大家一起研究嘛！对于我们这个人体，对于自然界，科学不能解释的地方还多着哩！一项新的科学，在刚提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的。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总要有人带一个头，首先提倡，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科学研究中最可贵的就是这种精神，在搞“四化”中最可贵的也是这种精神。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钱老发表了《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人天观、人体秘学与人体学》；《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实验与理论并重》；《建立唯象气功学》；《要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人体科学的展望》；《人体科学的幽灵在徘徊》；《迎接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到来》；《从“性命双修”说到第四医学》等一系列文章，建构人体科学，给予人体特异功能、气功科学以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钱老这些充满智慧、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将光照千古！ 返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