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圆瑛法师的僧伽教育思想
圆瑛法师作为我国现代的杰出高僧,为佛教事业的昌隆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其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创办佛教会,讲经弘法,住持名刹,热心慈善,卫国护教,倡导和平等等。尤其为人称道的是,大师以荷担如来家业,续佛慧命的深重责任感,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倡导并躬行实践僧伽教育。他先后创办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僧伽教育机构,且亲自从事编选教材,上堂授业,五十余年孜孜不倦,惨淡经营,培养出了一大批弘宗演教的大德高贤。在长期从事僧伽教育的实践中,圆瑛法师也形成了重戒律、重修证,以学修一体为特色的僧伽教育思想。本文拟对法师的僧伽教育思想作点简要的论述,权作一瓣心香,以申纪念之忱。
圆瑛法师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时代的风云际会,使得各种社会思潮相激相荡,此肖彼长。佛教面对时代的激变,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能否赢得世人之心并在社会上扎根,是摆在当时佛教界面前的严峻课题,也是圆瑛法师一直索绕于怀的问题。在大师看来,佛教的般若智慧和慈悲救世教义,是亘古亘今的至理,这一古老的教义,对克服人类根深蒂固的贪嗔痴等根本烦恼,对觉悟群迷,匡正人心,具有其它人文科学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以佛法破除一切事障、理障,唯以般若为真实,一切哲学、科学,抑或宗教,只要符合般若,皆属佛法,佛法不拘一切法又不舍一切法,故佛法一无所有又无所不包。佛法可涵摄一切哲学、科学,而哲学、科学却不能涵盖佛法。佛教作为“觉世之明灯、度生之宝符”,将随人类而垂乎永远,是确定不移的。然道不自彰,须藉人而显,欲使佛法深入人心,久住人间,离不开佛教四众弟子的护持与弘扬,特别是具体体现佛教形象的十方常住的艰苦努力。但面对当时佛教界的现状,着实令人尤虑,戒律废弛,宗风不振,懒惰懈怠之风炽盛,专务精修之人难觅,虽有
少数高僧大德舍身为法,兴办各项佛教事业,但难以挽救整个佛教界的萎靡之风。
圆瑛法师在《促进佛教大乘思想》一文中,对佛法之不得昌明于世做了分析,认为原因不外乎两种:1、是对大众的宣传不够,佛教的至深智慧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以致迷于一些表面现象,而妄断佛教为迷信;2、是作为佛法常住的僧尼缺乏大乘救世的思想和勇猛精进的气概,仅以循世逃名为能事,或仅满足于做佛事赶经忏,给人以与时代潮流不相协调之感。有鉴于此,圆瑛法师提出,“欲护佛教,须从研究佛教开始,使世人知佛教有益于社会人心,有裨于国家政化。使高僧辈出,或得解悟,或得修证,以道德学问感动世人”。
《圆瑛法师讲演录》中说到:欲改变佛教界的状况,必须从佛教教育入手,包括两个方面,1、是对民众的教育,须以积极有效的手段,向社会宣传佛教的真理,使世人明了佛法的根本思想是积极入世的,而非消极避世。2、也是最根本的,是对僧尼的教育,无论培育大批寺庙管理人才,还是养成大批通宗通教的研究人才,都离不开僧伽教育。以教育昌隆佛法,进而改造世道人心,是大师兴办僧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一九四二年三月,圆瑛法师在上海玉佛寺佛教僧伽训练班发表演说:“如上所明,佛法堪能救世,欲使佛法可以久住世间,普及于社会人心者,其责任在谁?古德云:‘佛法赖传故’。如无真正僧宝,则佛、法二宝亦不得振兴,必滞落于世界各宗教之后。我等身为佛子,负有荷担佛法之重任,宜努力迈进以求学”。
圆瑛法师指出:“佛、法、僧住持世间,称为三宝,佛、法二宝,端赖僧宝以弘传,若无真正僧宝,佛、法二宝亦将洇没无闻。”僧尼教育是振兴佛教的根本。
圆瑛法师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为家务” 为一生的座右铭,并以此警策青年学僧,亦立此大愿,自觉地肩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大师还特别提到,青年是奠定一生德业基础的关键阶段,青年学僧应珍惜青春大好时光,在学习期间,在品学两方面都要打下坚实的基础。 圆瑛法师倡导僧教育,还有另一层原因。从清末时起,一些对佛教怀有偏见和敌意的人,鼓噪“庙产兴学”以兴学为名,摧残佛教,民国成立以后,虽然民国的约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庙产兴学”的风潮一直没有停息,社会上侵战友寺庙、捣毁佛像,驱逐僧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佛教处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圆瑛法师与当时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一道,奋起抵制这股邪风。及至担负中国佛教会会长后,更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多方奔走,为佛教的生存而抗争。由于佛教界的强烈反对,庙产兴学的一些动议最终被否决,未付诸实施。 但圆瑛法师清醒的看到,佛教的根本危机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佛教自身的萎靡不振,为那些攻击佛教的人提供了口实。内典所谓害狮子者,莫如狮子身上虫。最可尤虑的不是外部势力的破坏,而是佛教界自身的不争气。圆瑛法师尖锐地指出,外界的重大刺激,应该视为对我佛教的强烈针砭。佛弟子与其怨天尤人,莫若警觉奋起,所谓“但能求诸已,何必求诸人?”各地僧尼应精修梵行,整顿清规,苦心弘法,自利利他,以弘法度生的实践行为,重新树立佛教的形象。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大批行解相应、堪为众生导师的弘法人才,故兴办佛教教育,成为当务之急。尤其让外人占庙产以办学,何如寺庙自身兴办僧伽教育以求自我发展? 圆瑛法师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一大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在侵占庙产的风波平息之后,中国佛教界普遍兴起了办学之风。影响较著者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北平佛学院、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等。圆瑛法师兴办僧伽教育事来始于一九零八年。是年,大师协助寄禅和尚创办宁波僧教育会及僧学校,往来于闽、浙两省名刹,为僧众讲经说法,此为我国有僧教育会和僧学校之始。此后,大师除亲自创办所僧校,培养了大批僧才之外,还应请到各地佛学院或僧尼学校讲经讲学,使无数青年佛弟子同沾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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