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卢可人先生，饱读诗书，尤好古文；睥睨权贵，一生耿介。每年春节都是不变的手书春联“自食其力，不饮盗泉”。
     　我读高中三年，常从可人先生游，零碎学习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也能依样画葫芦写几句韵文，当时可人先生已五十开外，我且三十不足，如此忘年交，村人、同学称奇。
    　可人先生好读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煌煌四部，常给我讲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然而先生是辟佛的。他老先生讲韩愈《谏迎佛骨表》，又大讲“三武一宗”灭佛的史实与掌故。
　　一九七九年深秋，我考取了××师范文科班，文史老师谈佛教也不外乎卢先生的说法。但我总喜欢到定慧寺走走看看，定慧寺与师范仅一墙之隔，唐代所建，为我皋邑名刹。当时虽然已在恢复政策，但满目颓垣残瓦、朽木污漆，令人顿生凄凉。我常去定慧寺，还因为那里有三五老僧，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也不曾听到念经撞钟的声音。在“苔痕上阶绿”的一座四合厢小院里有一老僧，圆脸，终日闭着眼坐着，我印象中是纹丝不动，如雕像一般的。后来我因为知道几句“菩提本无树”的偈语，被县城专事画佛像的谢宝森老先生叹作“孺子可教”。他说，那是见月法师，还说当年法师是怎样怎样的风采，升座说法，满堂皆惊云云。不几日我又去定慧寺，目的自然是要去拜谒这位释门“宿将”了。不料，一位老尼静静地说，老人已经……已经西去了。噢？－－我惊叹道。终于分配工作了，我就专程去谢老家，又是一个“不料”的事，他家的堂屋已改成灵堂，谢先生的遗像赫然陈列着。唉！人生苦短，譬如朝露！我默立良久，死－－原来如此迅速而简单，死－－原来如此简单而迅速？
　　死，是怎么回事呢？心中的疑团驱使我常去定慧寺。时值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间了，我也已做了几年书匠，定慧寺已修葺一新。当时的住持是树德（注：一九九零年深秋我去庙里又见到了他的追悼会布标，守门的说：“你来迟了。”），偶尔在他的案头看到几本香港的《内明》，时为沈九成先生（注：我寄过曼殊诗之篆刻作品给沈先生，他回过一封转道上海的航空函，不久也闻他出家的消息，后来又见到了他西化的消息，那封航空函对我来说已成绝笔。）编，我拐弯抹角说出想借时，他老人家爽快地同意了。
　　因缘、因缘，不可思议。正好有一期《内明》的末篇上有香港佛教图书馆何泽霖先生的赠书结缘启事，我当即惶惶然写了封索书刊的信寄出去。当时的惶惶然原因有二：一是信能寄到香港吗？二是素昧平生，人家真的会送书吗？又是意料之外，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即收到何先生的包裹，内有《内明》和《香港佛教》各二期，并有一封亲笔信，说未免洪乔之误，让我回信，这封信我还收藏着。此后，我每隔一、二个月便收到他寄来的以上两种杂志和经书，有时甚至一周两次收到。每当此时，如贫极而得玉，如饿极而得盛宴，如倦极而得枕席，确非夸饰之词。小小后生，何德何能？受之无愧乎？我自然是夜以继日地读读读、想想想，并把一些零星的学佛心得寄给他，先生往往在下一次就有针对地寄些经书来。历数起来，有《心经》多部、“净土五经”多部、《地藏经》一部、《宗镜录》一大部、《梦游集》一大部，等等。九十年代初还寄过《十方》多期。何先生是知道我爱好书法也能制印的，还寄过《心经》印谱一部，清吴芝瑛所书拓印本《楞严经》一部。如皋书画界的朋友也有向我索取的，有的还因此踏入了佛门，真是殊胜因缘！十多年来，何先生寄书不断，每每想起我偷懒或自矜的言行，实在愧疚之甚。
　　也许是饥不择食吧，在书店我也注意觅食佛学的东西，当时书店是难见佛书的。一九八九年六月，竟然在书店得到孤本的《弘一大师》（徐星平著），四百多页，一夜读完，毫无倦怠。弘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矣！于是我开始注意起佛教的流派了，特别是律宗，学佛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收益是磨软了脾气、变化了气质。但坐着说何如起来行！要探究人生的真谛，必须修行，要以戒为师。到了一九九二年七月底，我有幸来到栖霞古寺，拜谒了圆湛法师（因他是《内明》在大陆发行人之一），试行断食一周，每日以打坐、写经和制印为务。其间有“断食日记”一折，“介经生”、“肖形佛”等印留存。自此，打坐、写经一直未断，然而俗世杂务多有缠身，常有“树欲静而风不止”之憾。
　　怎样才能息心静气、求得人生的解脱呢？
　一九九七年深秋，我独自北上，在中国佛协得识妙华、宏度二法师。妙华法师笑道：“我们的名字都带个华字，有缘啊！”妙华法师原本也从教数年，毅然决然一切放下，出家修梵，我为何人，如何不能效法？梳理思维，无非是染俗太深、积重难返，当挥达摩剑，尽斩胸中魔！于是又一路南下直奔高旻寺，谒德林大和尚。大和尚十分礼遇，询我问我、疏我导我，令我怵怵惕惕，背若芒刺。数日长谒，德公以如何自安其心、如何了生死相问，我瞠目结舌，无以答对，自愧十年学佛，还是浮薄浅陋，岂敢直面高僧大德！意料之外的是，大和尚最后说：“你先住下来，住一住，看一看。”又令客堂无念师整日相陪。当时正值庙里打佛七，大和尚又令侍者亲奉文房四宝，令我书“念佛是谁”百幅。在高旻寺，我也进过禅堂，自恃年轻，有些静坐的功底，总觉高明于那些老、弱、妇，加之不太能听懂扬州方言，也吃了监香几香板，骄慢之气顿时打下。自忖禅门的契机教法确为修持之好方法，难怪英国人至今尚有“棍棒教学法”之说。
    　在高旻寺，最令我感叹的是“吃”。百余人过堂鸦雀无声，所行全按律仪。想想庙外肉山酒海、穷吃海喝，真判若天壤。仅此一面，便知高旻寺实为修行的好去处，难怪法国梅村的一行禅师也要来此参禅了。
    　在高旻寺，某日去无念师寮房，遇一新剃沙弥，我自道是南通人，他即问：“你是不是陈某某？”惊疑之间，他说他是江西人，大学生，曾在何泽霖先生处帮助寄递流通书刊，熟悉我的名字，接着又说了很多何先生于佛教如何诚挚的话，他出家高旻寺也是何先生的指引。如此奇缘真是不可思议。我后来也问过他的状况，无念师来信说他已受戒，法名雪痕，他的俗名我是知道的－－杨玉杰。
    　离开高旻寺，我一直想写篇《在高旻寺的日子》的散记，但直到现在都未敢动笔。不过，在高旻寺，我写过一首五律（有出韵处）“一上高旻呈德公法正”：
　　群鱼逐浅水，一塔耸高旻。疑路问行者，隔岸呼济人。
　　何缘对大德，惭愧扪微心。暮鼓铿然落，长坐待月明。
　　意想不到，大和尚立即和诗一首：
　　群明灿星斗，一月映萸湾。疑彼前村路，隔山有远音。
　　何缘来渡口，惭憾昧初心。暮散晨光现，长安遇故人。
　　他还解释说，有两句是化用了成句“欲知山前路，须问过来人”、“神在含元殿，何须问长安”。德公还多次说到《金刚经》。回到南通来，我就反复参究“法、非法、非非法”，似乎颇通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又合于逻辑学上的“概念不一定是所指，所指不一定是意义”。是也不是，他日当执卷相问于德公。
　　可人先生已退休十年了，还常来坐坐。三年前我给他看了一则消息，说范文澜老先生谈自己治史的最大憾事是对佛教的偏见，他很吃惊，回去又看了一通范氏的通史，就常来问我些佛学宗派、名实之类的东西，问得很细。我在高旻寺习禅后，他又问我具体的感受。我便详述了前后因缘，他凝思良久，说：“原来如此啊！”想起二十年前老先生是辟佛的，古稀之年幡然悔悟，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殊途同归，又何尝不是因缘中事呢！